中国翻译界应固守责任与底线

　　这篇文章是近日读书的一个副产品。关于翻译问题，以前写过多次，问题大家也都清楚，但碰到垃圾翻译，仍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因想了解汉娜·阿伦特关于“平庸的恶”( the banality of evil)这个概念的论述，前些天找出一堆相关材料，还特意买来《<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一书。这些书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译名混乱。就说“平庸的恶”这个词吧，我看到的译名还有平庸的邪恶、平庸之罪、恶的平庸性、罪恶之浮浅性以及罪恶的平庸性等多种译法。译名不同，意思可能完全不同。比如平庸之罪与平庸的恶，根本是两回事。前者很容易让人理解成“平庸是有罪的”，而阿伦特所说的，显然不是这个意思。至于阿伦特所说的“恶”究竟是邪恶、罪恶，这也有很大区别。从中可以看到不同译者对原著的解读能力。

　　二是语言拖沓臃肿，不堪卒读。这是翻译的老问题了。大多数译作都有这种问题，倘若有幸碰到翻译准确、行文活泼的作品，简直让人如沐春风，恨不得多买几本以谢译者。我最近读到的这几本阿伦特译著，多数有这问题。读这些书的感觉，就像便秘一样。这问题部分出在原著晦涩难读，但更多还是译者对原著解读不透，文字功力太差。翻译不光是一个语言问题，还考验着译者的文字能力。有些译者自认出身外语科班，什么书都敢翻译，结果害人害己。

　　三是常识性错误太多。所谓常识性错误，就是不该出现的问题。这包括人名翻译，还有专业术语。如《爱这个世界：阿伦特传》第八章，写到阿伦特向《纽约客》杂志提出前往耶路撒冷采访艾希曼的审判，行文中出现“特约采访写稿人”一词。不知原文如何，但这个词显然有误，我不知哪本杂志会这么署名。要么是特约撰稿人，要么特派记者，干净利落。

　　四是随意性太强，对原文任意取舍。以前曾听人说，有的译者碰到不懂的地方，会索性跳过去不译。这次还真让我碰到了。手头有一本《责任与判断》(陈联营译)，书中有《集体责任》一文，该文也为《伦理的现代困境》一书收录。对照阅读之下，便可发现问题多多。如文章开头，《伦理》一书有“我对可以看作弗伦堡论文的中心论点的两处说明表示赞同”云云(这句话本身译得不通畅)，而《责任》一书却完全没有。可见后者可能被舍弃不译了。

　　更大的问题在于，《伦理》中有一句话译成“对自己没有积极参与而发生的事情并不是有罪，也没有必要负有罪恶感”，而在《责任》一书中，这句话变成了“但那些他并没有积极参与的事情，要他对它们负有罪责或感到有罪，这却不可能。”前者意思是“没有必要”，后者却是“不可能”，意思完全相反，到底该听谁的？顺便提下阿伦特另一本著作《精神生活》，有人在该书译作前面几十页就找出55处错误。这本书是由一位十年翻译了20本书、被人称为“翻译狂人”的副教授翻译的。阿伦特要是知道这些状况，不知会作何感想？

　　需要说明的是，本人没有能力查考原著，这些问题都是读译文看出来的。读这些书，让我沉痛地明白一个道理：在国内基于翻译书籍想做点学术性研究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国内翻译作品之糟糕，已经到了严重影响学术发展的境地。任何一处翻译谬误，都可能引起灾难性后果，让一个人的思考与探索变得毫无意义。对此，译者和出版社应负完全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