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历史进退，匹夫有责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怎么理解“知识分子”？

　　周有光(以下简称周)：什么叫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有几个特点：第一，认识文字，不是文盲；第二，知识分子有大有小，小学毕业不能算知识分子，中学毕业勉强算，大学毕业可以算，但一定不能满足，不一定要留学，但要不断地补充自己的知识。大学毕业就有了补充知识的能力。要不断地看书，看世界的东西，当然也要看中国的东西；第三，要有独立思考，这最重要，没有的话你这知识分子搞不好。没有独立思考实际上不能算知识分子。

　　你只要看看世界，只要把眼光放大，眼光一放大，许多问题就不成其为问题了，中国今天的问题是很多人没有看到世界。要看到古代，要看到世界，一个是时间，一个是空间，这样子才是知识分子。

　　记：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知识分子需要独立思考？

　　周：读中学的时候老师就跟我们这样讲。我读的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章程中就讲清楚，不是要培养专家，而是要培养有独立思考的完备的人格。孔夫子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就是提倡独立思考啊。如果把教育当作引导，叫你相信这个，不相信那个，这对吗？这不是科学态度。

　　记：那您在有生之年有没有失去过独立思考能力？

　　周：没有。可是我有错误的独立思考。独立思考不一定都是对的。比如，那时候我们青年一代，包括我在内，许多人都有“左倾幼稚病”。

　　国民党里许多重要人物都是我同学，共产党里面我跟周恩来抗战时期就熟悉了，可是我都不参加，我要有独立的人格。

　　记：为什么不喜欢做官？

　　周：因为我喜欢做学问。一做官就没有工夫做学问了。我们单位的领导多少次要让我兼一点行政工作，他说你不兼一点行政工作，工资都不好涨，但我宁可工资少一点。

　　(人生的选择)有一种是搞权力，就是做官；有一种是搞财产，就是做生意。你要了这个，就不能要那个，要学问就不能要权力，要了学问就不能要财产。

　　记：那您告别以前的“左倾幼稚病”了吗？

　　周：“左倾幼稚病”现在是不搞了(笑)，也不单是我，许多人都不搞了。人啊，是会糊涂的，我的青年时候也是很糊涂的。老实讲吧，人家问我，你是什么时候清醒过来的？我想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清醒过来的。要清醒不是容易的，要重新思考。

　　记：那为什么你们这些受了独立思考教育的知识分子会集体犯错误？

　　周：历史上有“时代思潮”这个名字，一个波浪来，大家就跟着波浪走，波浪的力量很大，你会受到影响。青年经历不够，独立思考的能力也就差了。

　　记：您一生中有没有不得不说的假话、违心话？

　　周：没有什么。我是搞学术的，假话不是学术嘛。什么假话、真话，我晚年才听到这种说法，从前没有人这么讲。话么一定都是真的嘛，还有假的吗？

　　记：那在一个曾经谎话漫天的时代，怎样保持说真话？

　　周：谎话漫天的时代就是“文革”。那我就不讲话。我也不会讲假话，我做学术研究，当然是真话，假的就不是科学嘛。因为我不搞政治，所以受的压力比较小。

　　记：古代的知识分子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您讲“历史进退，匹夫有责”，为什么？

　　周：古代的“天下”是中国啊，不是世界。历史是人类的历史嘛，所以我把它改了几个字。

　　记：那“责”是指什么呢？

　　周：就是责任。什么责任呢？希望国家往进步方面走。怎么走呢，我相信人类进步有一条轨道，像运动场里的跑道，世界各个民族在同一条跑道上竞走，有快有慢，有先有后，有偏离跑道重又回归，有在道外徘徊终于上轨。这条道是大家走的，掉队的还是要回来的。记者 包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