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要书籍新亮点：显示个人风格 贴近一般读者

　　领导同志的作品开始显示个人风格，越来越贴近一般读者

　　由于朝内大街旧办公楼欲拆迁的缘故，人民出版社临时在隆福寺地区借用一座办公楼。原来办公楼楼层曾挂着不少中外革命领导人物画像和题词，显示这家创办六十多年的出版政治重镇的丰厚底蕴。此次采访，发现借用之地的装饰风格突出了严谨、大方的特色，多少带有几分喜人的时尚性。

　　圈内人都知道，人民出版社一向被视为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政治、意识形态书籍的官方出版社，是中国政治出版物最鲜明的风向标。谈及中国政要书籍的出版现状，该社政治编辑一部主任张振明用了“越来越”句式来表达：“这两年来领导人出书的种类越来越多，越来越引起大家的关注，同读者共鸣的东西也越来越多。”

　　他说：“同国外一些退休政治家出版回忆录、文稿一样，中国退休领导人也愿意把一些工作文稿、回忆录公之于众，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多了一个信息了解的渠道。有专家说，这同国外政要出书一样正常，这是国家政治进一步开明的表现。我们大家都同意专家的这种评价。”

　　人民出版社几代编辑几十年来经手编辑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积累了丰富的编辑经验和体会。张振明称，以往著作出版不少是作为政治学习的任务，政治意义强。而现在出版变得热闹，主要是领导同志的作品开始显示个人风格，越来越贴近一般读者，像乔石谈法治建设、李瑞环谈哲学、李岚清谈艺术、音乐等等，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改变了社会上原来的阅读习惯，读者面就越来越广。

　　张振明介绍说：“现在大家读书，有感于政治家的个人魅力。《朱镕基答记者问》、《朱镕基讲话实录》的销售都超过我们的预想，都过了百万册，《答记者问》已发行了130万册。”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曾谈到编辑这两本书时有人担心，这样的书能不能出来？因为有很多内容没有公开过。黄社长一句话解惑：“事实证明，中央对这个还是比较透明的。”

　　上个月吴官正新书《闲来笔潭》出版，作为该书的责编，张振明有感而发：“大都是文艺性千字短文，近乎心灵随感录，亲笔所写，写出来接地气，贴近百姓。正像作者解释书名所说的那样，‘写的东西像一个潭，一般不大，深浅也不标准。’”黄书元社长回忆道，第一次读到初稿清样，就被书中的至情至真所打动。《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读完评价两个字“家常”。《人民文学》选登书中的三篇小文，就有读者打来电话，问作者是否重名？

　　印行前，吴官正为出版社考虑，一再强调不要印多了。首印为五万册外加一万册精装本，没想到市场反映良好，不断加印，现在已达到五十三万册。张振明说：“可喜的是，读者个人自发购买占了一大半，这说明了本书在大众中的独特影响力。”

　　张振明觉得，《闲来笔潭》有一种启发意义，触发其他领导同志写类似的作品，这个还是很有可能的。谈及今后政要书籍出版的前景，他表示：“出版工作中的一些尺度还期待突破，但随着政治开明进展，相信会有更多大家感兴趣的、爱看的书籍出版。现在已有很好的气象，希望这个势头能保持下去，题材更加多样化，信息量更大，更贴近老百姓。

　　感念领导同志的平和、认真，对编辑职业的尊重

　　在人民出版社编辑的眼里，领导同志退休后谦和客气，大都喜爱读书，体贴编辑一线工作。资深老编辑柏裕江正在编辑一位前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回忆录，记者采访那天，他正在细致地归整回忆录厚厚的打印稿，准备送审。他告诉记者，与回忆录作者合作愉快，相互之间沟通没有障碍。

　　柏裕江描述道，编辑过程中大家谈话很随便，无话不说，有什么想法可以当面提出来，有时候是很尖锐地提问题，直接说这段或许有误，这些意见都能被领导同志接受。他说：“要出一本较好的回忆录，必须有这种氛围，没有框框。”他们之间交流不通过秘书，直接通过电子邮件、电话联系。辨别史实成了他们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往往要在几十、百万文字材料中反复甄别。“同一件事说法有出入，不同当事人会有时间上的记忆误差，就要反复核实，看看哪个场合更加准确，最后要经过作者的确认。这就要吃透传主的一生，事先做足功课。”

　　柏裕江感念领导同志的平和、认真，对编辑职业的尊重。他讲了一个默契的小故事，有一次他提出需要在某页加一个过渡段落，作者说：“你说的意思，我也有同感。”两个人就在各自的电脑旁修改至深夜，互相传送文稿。

　　问及对目前国内政治人物传记作品的印象，柏裕江认为一些作者不够严谨，猎奇心重，对材料不加鉴别，抓来就敢用，拿别人的二手货来凑数。与外国政要书籍比较，国内一些书籍可读性较差，传记作者脱离不了固定套路，人物个性不鲜明，不像国外出版物那么活泼。

　　谈及传记作者的存在问题，人民出版社历史与文化编辑室副主任王世勇认为目前作者队伍水平参差不齐，极大制约了作品创作质量的提高。他说，有的政要传记作者跟家属关系好，但承担写作任务很吃力，文字处理费劲，再加上对党史不了解，有的地方错得离谱，写出的作品往往不太满意，结果改动非常大。

　　就目力所及的作品而言，王世勇介绍说，有的作者不爱钻研，不下工夫，观点材料很过时，有的甚至还讲的是二三十年前的观点。他说：“有的传记是集体班子写作，文字风格统一问题解决不好。有的专家文字有些呆板，文笔不够流畅，影响阅读效果。有的书稿是临时搭班子找人写的，接稿子时心里就打鼓。”他担忧的是，一些专业研究机构逐渐变成机关式风格，不专搞研究了，忙于事务性的杂事。原来基础很好的部分高校近来也有衰退的迹象，勤奋做学问的精神有些薄弱。

　　在当下北京作者群中，他赞赏中央党校团队积极向上的研究劲头，撰写传记作品特别扎实。他举例说，写出《王明传》的郭德宏老师，退休前是党校党史部主任，身体不好，但是特别敬业，光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发表文章五百多篇，考证周到。像这样的好作者太少了，如果我们作者队伍的整体水平不断提升，那么中国政要书籍出版的面貌将会焕然一新。本版文/本报记者 陈国华

　　田智(译林出版社外国文学分社社长)

　　据我们从事编辑的经验来看，外国政要书籍主要分两类，第一类是像克林顿、布莱尔这样领导人的自传、传记，讲自己的从政经历、自己的理论观念，对当时国际事务的看法；第二类就是奥巴马、朴惠这样的自传，有成长类型的励志故事，亲和力更高一些。从事研究的学者喜欢前一类，普通读者更愿意看后一类。

　　国外政治人物能放开来写东西，有的通过自己的自传、传记来推广自己的政治理念。外国政治人物也会在有意无意之间回避弱点，可能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做不同的事，到了一定阶段会反思有哪些不足。

　　国外政要书籍出版是反过来策划，出版商鼓励政要人物写东西，事前交流，探讨从哪儿入手，规划比较好，出版商参与程度比较高。编辑会提前与传主沟通，因为编辑对读者群比较了解，会顾及可读性，可以与传主确定写哪些内容更合适。这一条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西方政要人物有的写得不错，像布莱尔文风雄辩，有激情，讲理。有的则流于一般，大都是事务性日程罗列，非常直白。这几年间，克林顿、希拉里、叶利钦、奥巴马等领导人的作品较为畅销，这与政治人物在国际上的地位、影响相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