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何以崛起于延安 全面深入批判王明的第一人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重大改组。会议决定刘少奇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组织委员会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从此，刘少奇跻身中央核心领导层，并奠定了党内第二号人物的地位。此之谓刘少奇在延安的崛起。

　　受“左”倾错误路线压制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前和到达陕北之初，刘少奇虽已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但他的地位和作用在党的领导层中并不突出。这种情况的出现，首先当然是因为领袖人物的成长需要一个过程，但除此以外，还有两个重要的原因：

　　一是在上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党内基本上一直由“左”倾错误路线所统治，刘少奇的正确主张和领导才干受到压抑和打击。刘少奇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对“左”倾错误路线的弊端洞若观火，经常对中央乃至共产国际的“左”倾思想和政策提出批评，从而不断招至错误批判。1932年3月14日，临时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指责刘少奇领导的中央职工部和全总党团已经陷于“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之中”，并撤销了刘少奇职工部部长的职务。

　　二是在苏区时期和长征前后，刘少奇仍然以负责工会工作为主，这限制了其对党和红军的影响力。在1935年底之前，由于战争环境和农村环境的限制，刘少奇始终没有得到一个能够施展身手、充分发挥领导能力特别是组织工作能力的舞台。

　　重新打开白区工作局面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开始考虑如何重新打开白区工作的局面。由于受到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30年代前期党的白区工作遭受严重损失，党在白区的组织所剩无几。

　　1935年底，中央政治局根据张闻天的提议，一致同意派刘少奇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前往华北，领导北方局的工作。1936年1月，刘少奇化名胡服，动身前往华北局所在地天津。

　　刘少奇积极采取措施恢复和整顿华北党的组织，又建立了山东省工委和河南省工委。这样，在华北的一些主要省市都恢复或建立了党的省一级组织，为华北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也为后来开展华北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

　　此外，刘少奇还根据中央交给的任务，派了少数干部前往香港、广州、上海、武汉等中心城市，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这些工作，使在白色恐怖下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影响下损失殆尽的白区党组织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并重新恢复生机和活力，为党从“苏区的党”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党作出了重要贡献。

　　全面深入批判王明的第一人

　　延安时期，党在思想建设方面所取得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通过整风运动，批判和清算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进一步确立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路线对全党的领导。鲜为人知的是，刘少奇是全面深入批判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第一人

　　刘少奇最早对王明“左”倾错误路线进行全面地批判，是在1936年4月初发表的《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一文中。它批判的重点并不是立三路线，而是六届四中全会以及在这次会议上占据统治地位的王明“左”倾错误路线。这在党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1937年2、3月间，刘少奇连续给张闻天写信，阐述在国共两党即将再次合作的新形势下，应该如何吸取历史教训，避免重犯“左”倾错误。

　　此外，刘少奇还在党的会议上多次阐明他对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看法。

　　由于刘少奇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还比较有限，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根深蒂固，再加上他的批判过于直接和尖锐，引发了一些干部的不满和批评。但他对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批判，进一步受到全党瞩目。

　　对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贡献突出

　　1937年4月底，刘少奇从华北回到延安，先后参加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刘少奇又离开延安返回华北，于7月底到达山西太原。

　　刘少奇重建了北方局的领导机构，出任书记，领导华北抗日斗争。1938年底，刘少奇又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原局书记，又承担起了发展华中、开辟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重任。

　　为贯彻发展华中的方针，刘少奇于1938年11月和1939年12月两次深入华中。此后一直以中原局（后改称华中局）书记的身份坐镇华中，一直到1942年3月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这两年多的时间，特别是1940年，是华中抗日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关键时期。

　　获得中共领导层认可

　　刘少奇对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作出的重要贡献，提高了他在党内和八路军、新四军中的威望。党内对刘少奇的思想水平和领导能力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在1941年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上。

　　会上，中共领导层对于王明错误路线达成了基本一致的认识，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性也得到了凸显。包括陈云、任弼时在内的不少与会者，都对刘少奇的思想水平和领导能力给予高度评价。

　　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后，刘少奇在党内地位的提高已成定局。1942年底刘少奇返回延安后，不到3个月时间，中央领导机构即进行了改组，刘少奇进入了中央书记处，并成为党内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