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鹅》：徐小斌抒写一切骤然而逝的美欲

　　莫言说：“徐小斌从《羽蛇》到《天鹅》，飞翔的姿态越来越优雅……”

　　我觉得新作《天鹅》大约是徐小斌写过的最甘美的作品——它只记录爱！一曲红尘悼曲，释放了作家积累了一生的情爱力量，她的写作已道成肉身，却不得不一再返回到第二阶段去哺乳她的作品——一对文学与音乐的孪生子。在一趟趟艰苦卓绝的返回中，作者认真与其他艺术形式展开对话，故事中的爱情与古典音乐有着完整的内在对称，情节的推进时刻伴随着乐曲的生长。《天鹅》可称是文学史上第一部“伴奏小说”。音乐从文字中获释，或者说将爱情本身变成音乐。一件艺术品的存世价值就在于其提供的解读空间，值得回味的是，《天鹅》的章节间出现了类似音乐中的停顿：创作主体跳出的刹那，形成一股分裂的力量，无限拓展了小说的维度，碰撞出充满规则又姿态各异的种种回声。在见识了“生活”这袭华美袍子上的跳蚤后，作者找到一种最本质的反抗——整部作品呈现出“裸化”的特质，借由一种光裸的语言，获得抵达神性的捷径，耀闪出爱情中的真理性内涵。

　　“男作家写到最后拥有一切，女作家写到最后一无所有。”但毕竟，文字是自愿的囚禁与奉献。卡尔维诺提到简·奥斯汀时说，“我从未读过她，却只因为她存在而满足”。很多男权时代的女作家，贡献给世人的不仅是作品，更多的是一种姿态，勾起代代人追忆神往。低调的徐小斌从来不以美女作家的姿态贩卖自己的性别，她更像一个北京隐士，一切的话语都等待文本自己开口。将其简单归入“女性主义”，则是对她“轻蔑的致命的误赏”。她的作品理应更适合拥有女性读者，然而恰恰相反，这些文字实际更有益于男性。

　　在那些元气淋漓的强大文本中，美与痛的难舍难分，个体与天地依然保有混沌初开时的相生相通，似乎“巫”的文明正在回归。故事里充斥着蒙太奇镜头、潜在线索和碎片情节，在它们模糊的逻辑面貌下，是新浪潮电影对印刷书写的一次更新！熟悉徐小斌的人都知道，她是个电影迷，从那儿，她得来一手剪辑绝活儿——一个天生的冒险家，尝试着变换结构、语言以及叙事主体，放纵思想全凭手感对这些故事素材予以加工取舍。也许正是信息的不完全，造就了这些短篇千变万化的幻影，叫人抓不住它们的真身，从而苦苦回味，亟亟想念。

　　当然，新浪潮并非徐小斌单一的写作资源，她还隶属于一个更遥远更庄严的文学传统。时至今日，国内主流文学还是现实故事的天下，多数老派作家——如莫言领取诺贝尔奖时发表的演讲名字，还是——“讲故事的人”。就小说而言，评论界接受的是到法国新小说为止的那个“传统”，现实主义发展到卡佛、耶茨那里就剩下描写资本主义空虚的日常生活和破败不堪的情感心灵。“完整性”的书写失落了。然而，所谓传统也是如同“小径分叉的花园”，是多个显性、隐性的传统并存拼凑的世界。很少有人注意到，在法国新小说之后还有“乌力波”衔接起一个“智性写作”的传统。毫无疑问，这种飙想象力和抽象思维能力的“智性写作”在当代中国文坛鲜有知音。何况，这种智力型原创还是由一个女作家来担当，就大大不妥，人们更愿意让“她”去身体写作。实难承认——一个小女人正给贫乏的当代人提供一种更高级的审美！在《图书馆》《美术馆》《蜂后》等短篇中，俯拾皆是的智性因子被徐小斌以一副千金散尽的态度随手挥掷，一旦我们的口味跟上，就再难逃脱其魅力。说到底，我们选择哪一种传统，决定了我们拥有的是哪一种文学。

　　戴潍娜 (作者系新锐青年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