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同性恋小说《孽子》将改编为舞台剧

　　编者按

　　白先勇小说《孽子》出版迄今30年，是经典的同性恋小说。这部小说将被改编为舞台剧，在2014年台湾国际文化节上演。日前，白先勇再以作者身份细谈文本——75岁的他接受了台湾作家孙梓评的访问，谈《孽子》的创作，谈此书出版后的反响以及舞台剧的改编等。由孙梓评撰写的访谈原文刊载于7月号的台湾《联合文学》杂志，受篇幅限制，本文略有删节。

　　作家应该写出人性、人情

　　Q.写作《孽子》前，您已完成多本精采短篇小说，仿佛做足暖身，毕其功于《孽子》一役；作为台湾同性恋文学先声，您曾于其它作品获得启发，作为书写《孽子》的养分吗？

　　A.其实《现代文学》第一期，我便写了《月梦》，一篇寓言式的“同志”小说。当时大家对这类题材可说完全是禁忌与陌生的。可见，我早就想要写一本关于“同性恋”的小说。有一点很要紧，我想写的，是关于同性恋的“人”。同性恋也是人，只是性倾向不同。我因为对这题目关注，持续思考，也读很多书。那时我的结论是：同性恋不分时间空间，不分种族、宗教、阶梯、文化语言等任何隔阂，是存在于人性中的事实与现实。

　　当年对同性恋还存在各种禁忌，宗教上除了佛教宽容些，政治上比如纳粹国家，同性恋都被视为神经病看待。在弗罗伊德以前，同性恋被看作心理变态或精神差异，很重要的转折是一封弗罗伊德写于1935年的信，有位美国母亲，她的儿子是同性恋，想寻求治疗，弗罗伊德于是回信安慰那个母亲：“同性恋固然没有任何优越性，但也不是一种耻辱。它不是邪恶，不是道德的沦丧，亦不能划归为一种疾病。”

　　大概是1973年，美国精神医学学会把同性恋从精神疾病的诊断列表中去除，那亦是很大的关键。直到现在，已有14个国家承认同性恋婚姻。

　　不过我那时候纯粹是直觉的，认为同性恋是天生俱来的，从古到今存在的。我作为一个作家，应该写出人性、人情，尽管有些人更在乎社会变动或其它主题，对我来说，探讨人性与人情，是最重要的题目，几乎我所有小说都围绕这两个主题。既然同性恋是人性的一部分，把它当成病去医治，也从没有成功的例子，就应该写、可以写。

　　我写《孽子》，也非狭窄地只讲同性恋的人，当时的社会背景，台湾的历史现象、架构，是另外的一大主题。两者结合起来，才是《孽子》想表现的。

　　我后来算了算，清朝《品花宝鉴》后，就没有什么专写同性恋的文学，如果《孽子》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大概就是它是相隔一百多年后的第一本吧。虽然那时候并没意识到这些，只觉得应该写。作家最重要的，便是写出心中的信仰。

　　写“孽子”重返“人子”的挣扎过程

　　Q.既然当时同性恋题材属于禁忌，发表后，是否遭受各种不同声音？

　　A.满好玩的，这本书也可说是对台湾社会禁忌的一个试金石。在别的地方，也许它会引起很大争议，但那时候的台湾，却表现得意外宽容。开头满久，都是一片沉默。一句话都没有。我在想，写这书时，《台北人》已经出版。大家大概没想到，我写完《台北人》，迸出这样一本书来。也许有点措手不及，或是不知道怎么评论？毕竟当时对于“同志”的论述还很薄弱，西方的理论也还没有进来，本土或中国文学的论述，也无以依附。有一两个写专栏的，从“道德”上出发，表示同性恋是病态、应该去看医生等比较肤浅的反应，其余皆无。现在来看，大概有些原因：因为我写这本书是满严肃的，哪怕写出来是带点喜剧性的作品，我的写作态度都是严肃的，不轻佻。此书也非为同性恋请命，只是试图写一种社会现象与人性，写这群孩子在青少年成长过程的痛苦挣扎。青少年本来就辛苦，同性恋的孩子是更加的辛苦，也包括有社会现实在里面。因此，评论者应该也觉得它是严肃文学，很难全盘否定它。或许它亦有些什么打动了人心，因此，温暖的响应也是有的，有些人来信说这个书写出了他们心中的感触。后来的回响当然就渐渐的更多了。

　　Q.您如何定义书名里的“孽”字？您何以决定以公园暗处的青春男妓们，作为主人翁？是因为这样，可以最有效带出他们作为同性恋，与家国的冲突、与父辈之间微妙的眷恋与纠葛？

　　A.有人说我《台北人》写了孤臣，后面接着写《孽子》，“孤臣孽子，其心也危！”倒也串了起来。当然这题目有它的反讽意义，因为是社会把他们看成“孽子”，他们不符合社会认可的价值，被家里逐了出去；但他们也是人，因此整本书也写他们如何重返“人子”的挣扎过程。也许失败了，但他们心中有那种渴望：被社会、被家庭重新接受。小说最后，我安排了一场傅老爷子的葬礼，让年轻的孩子为他扶灵，就是期望透过这个“仪式”恢复他们人子的身份。当然不一定成功，毕竟最后阿青还是回不了家——虽然他的命运是开放的。

　　Q.那个场景，也是小说作者对小说人物所给予的救赎吗？

　　A.可能吧。当然写的时候不会这么想，这么想就写不出来了。现在回头去看，不只是书中这些孩子，书里的父亲，因为把小孩赶走了，他们身上也带了罪孽，唯有父子之间真的和解了，那样的罪孽才能解除。因此那个场景不是单方面的，也可以说是替傅老爷子解除他赶走儿子、使儿子死掉，他心里未曾愈合的伤口。

　　同时也是一本“寻父记”

　　Q.《孽子》里有许多饮食场面。男孩们都有活泼旺盛的食欲，相对的，除了龙子与阿凤的传奇，或傅卫与充员兵，却很少看见他们的性欲（虽然有大量性交易），或爱欲。李青毋宁眷恋着死去的弟弟，小玉狂热寻找着不存在的父亲，吴敏爱上一间舒适的浴室，老鼠的安全感来自他的百宝箱——是因为在贫穷的年代，物欲与温饱凌驾于性欲之上？或是您有意的修剪？

　　A.这些男孩子身体上的欲望，我想这本书不需要写。我从来都没有避讳。但如果细写出肉体上的事，就成了另外一本书了。像龙凤血恋，也可以写他们做爱做到翻过

　　去，但不需要，重点是他们之间强烈的情感，当爱情到了那种地步，我想已经超出肉体了吧。举个例，像艾米莉·布朗特（Emily Bronte）的《咆哮山庄》，凯瑟琳和希斯克利夫的生死恋，没有讲什么肉体的事，却可能是我看的英国文学里最热烈的一段爱情。又好比中国最了不得的一本小说是《金瓶梅》，把肉体的现实写得那么淋漓尽致，那么不留情，那个小说需要如此。我当然也可以写一个同性恋者，他肉体的放荡有多么厉害，但那是另一本小说了。

　　至于书中的男孩们何以这样拼命吃东西，那大概即是一种情感的缺乏，尤其当家庭的爱失去之后，生理上便有了这样的转移。

　　另一方面来说，这小说有一个很大的主题，即它是一本“寻父记”。小玉在找他的爸爸，甚至跑到日本去找，那些人看似他的恩客或“干爹”，但小玉也从他们身上找到一种父亲的照顾。吴敏也是如此，他自己的父亲在牢里，是不称职的爸爸，张先生至少给了他一个家。亦即，家的渴望对他们来说，是更重要的。像李青也是家庭破碎，他唯一的寄托是他的弟弟。所以，他们都把自己对于家的渴望，移转为如何在同性恋的世界里，重建一个家庭：没有血缘的父子、兄弟。

　　好像是张小虹曾经说，我这本书是一个“酷儿家庭”，也有道理的。同性恋的世界，恋人组成另类的“家”，所以同性恋才拼命争取婚姻合法、能拥有自己的孩子，这应也是缘于对家的基本渴望，亦是“同志”运动最大的动力。

　　Q.学者纪大伟说：“‘到底是在写青春美，还是在写同性恋？’这种暧昧的态度是白先勇作品中的主要特色之一。”又或者，《孽子》既要写青春崇拜，又要借着这些年长男人们，侧写青春的不可恃？

　　A.两者都有。不光是同性恋，异性恋对于青春也是狂恋、崇拜的吧。像有些步入中年的男子，对少女的情愫，也是一样的。人类对青春啊，美啊，天真啊，都难以例外。托玛斯·曼的《威尼斯之死》，就是这类主题的经典之作。青春当然美啰，但应该是指更形而上的部分。毕竟年轻不一定美，也有很多年轻人很讨人厌……另一方面，如此迷恋逝去的青春，大概也牵涉到佛家的一些道理，比方：人生无常。

　　改编舞台剧 由曹瑞原导演

　　Q.《孽子》在书写同性恋的黑夜世界与父子情感的拉锯之外，许多篇幅流溢对社会底层人物的哀悯。但舞台剧的种种限制，势必无法全数转译长篇小说中的种种细节。如果由您亲自操刀编剧，书中哪一场景是您会特别重视处理的？

　　A.因为我写了《台北人》，有些人认定我就只关注“上层社会”。还有人说我一定不可能写三重（《孽子》里的小玉就住三重）。其实我宪兵训练时在三重住过，还跑去看那里的大腿舞！按理说，小说家应该是无所不能的。并且，作为一个作家，各种阶层的人我都感兴趣，最终的结论是：人的问题都一样，且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孽子》重要的场景有好几个：阿青去探望他妈妈的戏，还有龙子跟傅老爷子谈心的那一段也是要紧的。

　　Q.若不论任何实际限制，您也演出其中一角的话，哪一个角色会是您最感兴趣的？

　　A.我年纪大了，我演傅老爷子吧！（白老师大笑起来。我们不死心追问：别管年纪呢？）若不考虑年纪，我满偏心龙子这个角色，我喜欢他对爱情那种苦苦追寻，一往情深。

　　Q.曹瑞原导演表示，关于将改编的《孽子》舞台剧，“白老师是掌舵者，我游移了，他就把我抓回来。”您除了原著作者身份之外，还将参与哪些部分？

　　A.因为受了教训，这一次我只给意见。反正大家改编小说都是二度创作，要忠于原著是不可能的。那也应该，因为舞台剧语言跟小说语言是两回事。这个戏满多艺术家参加，也郑重其事地做。因为它将在2014年台湾国际艺术节上演。曹导的担子满重的，毕竟他拍电视剧那么成功。当然他对《孽子》的认知是很透了。选角和歌曲都由他们弄，会有很好听的歌喔。因为加入了歌舞，该唱就唱，该跳就跳，该演戏就演戏，我想是满自由的，会有一种开放的形式出来。

　　Q.可以透露下一个写作计划吗？

　　A.你慢慢等吧！我不会放弃的。前一阵子忙着写《父亲与民国》，也弄昆曲弄得……但封箱了，封箱了！最重要的还是我的志业：写作。

　　内容简介

　　这是一本经典的同性恋小说。

　　因为与实验室管理员发生暧昧行为，阿青被学校开除了。一直盼着他能考进军校的父亲，一怒之下把他逐出家门。这少年打着赤脚，拼命地奔跑，跑出家门、跑出巷口，终于跑进了莲花池边那个隐秘的王国……

　　小说聚焦台北新公园里的一群同性恋少年，细腻描述了他们被社会、家庭、亲人抛弃的痛苦经历和曲折的心路历程。故事以这群下层同性恋者的生活为主，旁及隐身于各行各业的同性恋者，一段段同性恋曲，反映同性恋者族群被家庭、学校、社会放逐的边缘处境，呈现同性恋者身体、心灵双重流亡的困境；刻画几个主要角色在充满喧嚣、同情、怜悯、无助的环境里，如何在生存、欲望和悔恨中挣扎摆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