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与魏晋文化争鸣为文化重构提供经验

　　《三教图》。图中描绘了佛、儒、道三教创始者共坐树下相谈的场景，为明代画家丁云鹏的想象之作。该图反映了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所秉持的吸收和转化态度。 资料图片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着从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重要转型。1923年，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将国人对这一转型的早期认知过程总结为“器物层面——制度层面——文化层面”，这一总结认识到了文化转型在整个社会现代化转型中的重要性。然而，此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并没有完全按照梁启超的思路进行，而是出现了历史主题的交错与反复：1949年前重走制度层面的艰难转型，直到新中国成立始告初步完成；从1949年到20世纪末，补课器物层面的现代化，探索经济转型；21世纪初至今，文化的现代化转型重回历史舞台中央，社会转型与文化重构的互动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任务。总结中国历史上社会转型与文化重构的成功经验，对于顺利完成当前的历史使命具有重要意义。

　　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主要出现过三个重要的社会转型与文化重构时期：春秋战国诸侯争霸、百家争鸣到秦统一天下、汉以后独尊儒术；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儒道释相互争鸣与唐宋新儒学的更新；明末清初以来的西方殖民入侵与西学东渐对中国持续至今的影响。在这三个典型社会变动时期，前两次都实现了社会转型与文化重构的良性互动，其成功经验将会对我们当下正面临的第三次社会转型与文化重构提供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

　　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互动

　　春秋战国是第一次社会转型与文化重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由西周统一的宗法社会到春秋战国诸侯争霸的分裂时期，以及战国末年由分裂走向中央集权的转型过程。由于西周时期的礼乐文明遭到破坏，为了适应社会转型提出的新问题，思想家们开始思考新型思想文化的建构。春秋战国思想文化重构运动的结果是选择儒家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主干。

　　针对当时传统宗法社会秩序崩溃的现实，孔子提出了适应新时代人际关系的新观念“仁”，这无疑是对传统观念的重大革新。同时，为了弥补新旧观念交替时期社会规范的空白，避免社会秩序混乱，孔子继承三代精神传统中的“礼”，来保证剧烈变动中的社会生活的相对稳定。由此，揭开了思想文化传承与创新结合的儒家式文化更新运动序幕，其后经历了孟子对“仁”观念的完善，荀子对“礼”观念的推进，最终使儒家的“仁”“礼”思想在完成观念革新的同时，形成了“仁”的创新与“礼”的规范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完美张力模式，成为汉代以后中国文化在平衡有序中不断开拓创新的文化根源。

　　在春秋战国第一次社会转型与文化重构过程中，儒家方案最终被历史选择的重要原因就是把握住了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互动关系，形成了观念更新与继承传统的张力平衡，即后世学者所概括的“仁——礼张力”模式。因此，在当前的文化重构中，应在继承传统文化合理因素的情况下，实现符合新时代精神的观念创新。例如，传统的仁礼学说往往将道德教化作为主要实现方式，但现代社会显示出“道德无力”的困境，对此，我们可以将现代的法治思想注入传统的礼治观念中，以保证传统的仁民爱物核心理念实现现代转化。

　　外来文化的本土化与本土文化的综合创新

　　魏晋唐宋是第二次社会转型与文化重构时期。魏晋时期，由于长期战乱的纷扰兼以名教的衰落，人们急于寻找内心的宁静和精神寄托，于是佛教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隋唐的统一使得社会从分裂走向整合，与之相适应，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持吸收和转化的态度，成功引导了儒道释三教合一，在保证中国传统文化主干地位的同时，不断将佛学思想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天台宗、华严宗与禅宗。及至宋代，儒家学者吸收改造佛学思想，特别是学习佛学思想中的逻辑思维精华，从心性角度全新诠释儒家思想，实现了宋代新儒学的革新。

　　此后，虽然中国依然面临着辽宋夏金并立的局面，但由于新文化产生凝聚效应，民族国家的向心力不断加强，以至于文化落后的少数民族即使入主中原，也要接受先进的中原文化，在文化上被反征服。这种文化创新的活力最终陶铸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当近代中国遭遇西方殖民主义入侵时，这种精神品格显示出强大的民族独立与自强不息的精神，激励中国人民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奋勇抗争，建立了独立的现代国家。

　　魏晋唐宋时期文化重构的主要经验在于对外来文化的处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实现了外来文化的中国化，二是利用外来文化的先进因素改造更新本土文化。以此为鉴，在当前的文化重构中，我们对于外来思想文化，应结合中国实际，形成中国化之新成果。这方面已经取得的最重要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同时，当前更重要的文化重构任务，是要充分利用西方文化中的先进因素，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背景下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式的全面更新。

　　主体意识觉醒与化成天下

　　现阶段，中国正在面临全球化背景下的第三次社会转型与文化重构。根据本土历史经验以及西方国家的先期现代化经验，这一时期要实现社会转型与文化重构的成功，首先要实现文化主体意识的觉醒，其次是形成解决全球化面临的共同问题的文化能力。正如《易传》所谓“观乎人文，化成天下”。

　　从西方现代化经验来看，现代化转型的最终实现必然要经历思想觉醒、政治革新与经济模式更新的全面现代化。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开始的主体性觉醒，可以说是西方从思想文化上走上现代化征程的重要节点。这之前有文艺复兴对中世纪文化反思的铺垫，此后有启蒙运动对现代化意识政治革新意义上的全面普及，由此引发了经济、技术全面现代化的潮流。因此，西方社会向现代转型的规律是由思想文化先导，引发政治经济全面现代化。

　　如前所述，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走了一条与西方次序不同的道路，属于汤因比式的“挑战——回应”模式，是在落后挨打的背景下，寻求向西方学习富强之路而引发的。中国对现代化规律的认识，始于对西方坚船利炮等先进器物与技术的接触，经过80余年的层层深入的探索，才认识到文化转型的关键性作用。

　　我们目前面临的第三次社会转型与文化重构已经成功进行了政治、经济层面的转型，当前正在走向以思想文化重构为主题的关键阶段。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对照西方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全景经验，中国文化要真正实现与社会转型互动发展，首先就要实现文化主体意识的觉醒，即要在把握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前提下，实现文化现代化的转型与重构。文化主体意识觉醒后，能否进一步实现中国文化现代化重构，则要看我们能否以中国式的智慧、现代性的表述方式，回答整个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征程以来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诸如科学与人文的关系、能源枯竭与环境污染等问题），并得到世界性的普遍认同。（北京印刷学院 崔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