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城市生活快乐少 更愿站在城市回望乡村

贾平凹、金宇澄在上海国际文学周对谈。 徐舟 摄

　　贾平凹、金宇澄，1952年生同龄人。一位居于西北，一位长于上海；一位被称作“当代文坛具有叛逆性的文坛大家”，一位常年为人做嫁衣裳直到去年写出石破天惊的《繁花》。昨天上午，两位作家坐镇上海国际文学周展开一场对谈。

　　开讲前半小时，会场几度加座，仅有空隙也站满了读者。贾平凹开口道：“这不仅是我在上海第一次参加与读者面对面交流的活动，在国内也是第一次。主要怕大家听不懂我的陕西话。”满座边笑边鼓掌，有人戏言，既然话题是“城市：从传统到现代”，让贾平凹的秦腔与金宇澄的沪语对话，岂不是更有趣？

　　谈城市，贾平凹说自己 “没资格”。20岁时，他考学离乡，从此在西安生活，“但少年时的记忆最深刻，十几年的乡村生活经验永远留在生存意识里。”贾平凹说，城市的生活好了，欲望多了，快乐少了。因此，他更愿意站在城市回望乡村，这样更加准确，自己写的城市仍旧是“乡下人的城市”。

　　谈城市，金宇澄说自己 “离开过”。17岁时，他插队离乡，在东北务农八年。他说，对城市的想念就是对故乡的想念。“我想把城市的变化保留下来，时间的书页翻动得越来越快，而文学就是要让你看到一朵花慢慢开放的过程，允许你慢慢地开。”

　　变化是时代的主题。贾平凹说，农村变了，从传统到现代，从旧的到新的，变得特别急促。“小时候在乡下，每个村都有自己的庙宇和祠堂，那或许是道德在管理的一种象征。现在，很多东西没了，很多人走了，围绕能源和资源，无赖和专家都来了。”贾平凹说，“这种变化对我的刺激很大，同时也是写作的素材。如今，我每年会去几次上海、北京，也花大量时间跑西北农村。只有从两头观察，才能更清楚生活是什么样的。”

　　金宇澄说，城市变了，尽管这可能正是城市的性格，很多人来，很多人走，城市一直在变。“1930年代的石库门房子，百年不到可能就要拆除。时间有时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重要，所以，即便是把看上去无意义的琐碎城市生活写下来，对我来说也是很有意义的事。”他说，“但是，时间有时也比我们想象中的更有力量，无论是城市或乡村，自身文化的丧失，需要时间去治疗。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看重文化。”

　　不变是内心的恒定。“没坐过飞机时，以为下雨就是下雨，坐了飞机之后才明白，这朵云在下雨，那朵云在下冰雹，但在云层之上都是一样的。”贾平凹给出了一个哲意十足的比喻。有读者关心他当年面对《废都》争议时的心态，贾平凹答：“我写《废都》时40多岁，经历还少，压力确实大。有人说我倔强，换别人一定就此不写了。而我偏偏是别人说好我就不写，比如有人说我散文比小说写得好，我就此没再写过散文。每本书都有自己的命运，《废都》的命运和我个人的命运是相符的。别人看我好像一生顺遂，而我喜欢这句评价，‘这个人一辈子没说过硬话，一辈子没做过软事’。”（本报记者 施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