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谈莫言：逢小人追骂乐之

　　忠厚的兄长

　　徐坤

　　莫言在全世界有很多粉丝，无论在英国使馆按手印，还是过首都机场安检，或者在西班牙医院住院时……到处都能被读者认出来。

　　近些年跟莫言在一起参加活动的日子里，不断地近距离受教和受益。他是一个非常忠厚的兄长，行事沉稳，为人低调，清俊通脱，胸襟开阔，尊崇先贤，提携后进。每次听他讲话，都有一种期盼：第一，他不说假话；第二，他特别会说话，谈吐机智，幽默风趣，纵横捭阖，举重若轻，非常有智慧，不是一般的修炼，是洞若观火、成仙成魔的那种道行。流传最广的是他两年前在法兰克福书展的演讲，很有代表性。没流传下来的各种国内外场合的交流对谈，各种主持会议，接受采访，坊间谈笑，都很让人爱听，不经意间，就很让人长学问。

　　我自己也从他的点拨里十分受益。举个例子说：那年在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演讲，我轮到最后一个，时间不够了，只能即兴简短说。效果还不错，满场有掌声。莫言坐在台下第一排，我见他坐而假寐，以为他睡着了，根本没有听。其实他句句都听得真真的。下来后，只轻轻说了一句：回去整理出个稿子来。我立即明白了，回去后听录音记录整理出讲稿来。后来收入作协外联部编的演讲集里，传播开去后，果然收到很好的反响。如果没他这句话，可能我也就是现场耍小聪明，卖弄个小学问，讲完就完了。

　　他就是这样，对人，对己，修为自在，四两拨千斤，达到很深的境界。

　　逢小人追骂乐之

　　王干

　　在我办公室里，唯一挂着的书法作品是莫言写的。不但因为喜欢内容，也喜欢他的左手书法风格。

　　我和莫言的交往用得上“不打不成交”这句俗语。1988年10月，我在《读书》发表了题为《反文化的失败——莫言近期小说批判》，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后来知道，夏衍、王蒙等前辈也颇为关注，当然也引起了一些猜疑，以为我有什么背景。其实我当时年轻气盛，有些和人较劲，比如大家说马原小说好，莫言小说好，我就说他们有缺点。

　　在“批判”莫言之前，我写过一篇《马原小说批判》。马原正火得不行的时候，这篇文章有泼凉水的味道。两年之后，我在《文学自由谈》上读到马原写的《批评的提醒》一文，非常冷静地反思自己写作，说读了“王干君的文章”，像被“枪击中似的”，并感谢批评的提醒。这是我的文章发表之后，受到的最难忘的回应。虽然和马原没有谋面，但此番文字交往，认定该人是个大气的人。

　　和莫言见面是个比较尴尬的场合，大约那篇文章发表不久，我去鲁迅文学院组稿，没想到莫言在那儿读研究生班。在食堂里碰到了莫言，我有些想回避，没想到莫言主动开口了：是王干吧，你那篇文章我看了，写得挺好的。大家都说王干批评你，我吓了一跳，一看文章，百分之五十一在表扬，百分之四十九批评，还是表扬为主。我松了一口气，没想到见面是这样的结果。后来我写文章继续锋芒毕露，没想到碰到马蜂窝，才知道作家并非都像莫言一样大度。 之后又陆陆续续和莫言有些接触，印象最深的是2005年春天在扬州召开的一次笔会，当地政府最希望莫言能够前去采风，时值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评奖结果揭晓，呼声极高而在初选时唯一全票的《檀香刑》落选了。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当然也出乎莫言的意料。因为扬州是我的老家，当地官员有我的熟人，让我动员莫言前来。我没把握，因为我除了写过批评莫言的文字外，之后并没有写过他的评论。我就在电话里如实说扬州方面的诚意，也希望能去我的老家看看烟花三月的景致。他犹豫说，明天再定。第二天，他问我，还有哪些作家。他一听名单就答应了。当时带队的中国作协的领导张健也很高兴莫言能够参加这样一次活动。在扬州采风期间，莫言和作协的人配合得很好，《檀香刑》不幸落选的事好像没发生一样。

　　莫言近来爱上了书法，他爱写大字，气势磅礴，但说实在的，还是能够看出一些钢笔字的痕迹来。现在很多作家爱写毛笔字，但基本上是钢笔字的放大，而硬笔和软笔是有很大区别的。我有一次在会上说到这个问题。2009年底，在一个饭桌上，莫言说用左手写字了，我说肯定会比右手好，因为左手没有那些坏习惯，并向他求字。第二天，莫言发短信给我，说你是客气问我要字的，我写好了。给我地址，快递过去。我收到莫言的墨宝，异常喜欢，他左手书法果然没有被污染，拙朴中带着稚气，像他的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一样，干净、单纯，带着乡村少年的浑朴。内容也好：

　　不抓不挠

　　佛说遇蚊虫叮咬忍之

　　我言逢小人追骂乐之

　　我用镜框装上，挂在办公室墙上。

　　幸福的苦恼

　　蒋泥

　　莫言的电话有时很难打，他常常通宵达旦地写稿、改稿。那些一气呵成的长篇小说，都是在很短时间内写成初稿的，《丰乳肥臀》是90天；《生死疲劳》是40多天。工作量巨大，自然要全身心投入。

　　初稿写成后，就是反反复复地修改。有时为书名，有时为细节，有时为人物，斟酌、推敲、确定。然后转给编辑。编辑在编发文稿时，会遇到问题，他也需进行解答或重新琢磨。

　　这是莫言处理文稿时的尽责态度。

　　这一点，我就深有体会。譬如我采写他的长文《无尽的莫言》(拙作《天才的裂变》8页)和《莫言的世界》(拙作《大师莫言》15页)，对莫言来说，并不重要，写他的人太多，文章并没有多少新意，但请他过目时，他仍一丝不苟，帮助订正和修改。修改时他还做到为人着想，当面聊天时放开说的一些话，发表不宜，他主动删去，是为爱护刊物编辑，不至于惹麻烦。

　　其他事情上的信件往来，他基本能做到有事必复、有诺必践。

　　安徽省把每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之后的一个月，确定为“读书月”，省委机关曾想请莫言四五月过去讲一课，激励大家阅读经典的热情，这个意思好友传给我，希望我代为咨询他有无时间。我感到他时间上排不开，因为2013年初，香港的大学要请他秋天去讲课时，他对我说自己太忙，容后再定。而且他不会年初就安排几个月以后的活动。有的政治人物可能每个时辰、每一秒都掐着时间过，预先把一两年内的活动都安排了，莫言好像还没有这样的习惯，否则他怎么创作？

　　我转达后，他很快回复，果然说自己上半年不想外出。2012年“世界末日”，他消耗太多，需要沉静下来。

　　2013年6月6日，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先生90大寿，香港的《明报月刊》想做一期特刊，为马老庆寿，表彰他“一生为学术和翻译努力勤黾工作”的可贵精神，需请莫言写一点东西，没找着他，便把任务交给了我，也要我转达……

　　诸如此类，我这个不相干的、不爱给人添麻烦的人，碰见不下十次，都是想请他写稿、访谈、讲演的，全世界找他的人该有多少！

　　苦恼而低调的莫言，不得不公开表示，希望媒体少打扰，少关注自己。

　　但他的确已经没有办法让自己不受打扰。

　　获奖以来，莫言参加的活动之多，可谓密集轰炸式。耗费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让他无法安于书斋，进行思考和创作。

　　5月中旬我曾回军艺参加一次聚会，同学说几天前他就在那里给作家班的学员讲过课。再往前公开报道的活动就有两次：5月13日，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成立，莫言出任中心主任，他参加揭牌仪式，并发表讲演。5月15日，由北京大学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共同主办的“科学与文学的对话”活动，在北大举行，央视直播。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和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围绕“科学与文学”，展开一场穿越55年的“诺奖对话”……

　　一旦大红大紫，莫言多多少少就不是莫言了。这是他在小说里调侃和讽刺过的。

　　当然从其他角度看，名家以多种方式反哺社会，不正是其一份义务、一份责任、一份贡献吗？

　　这么一想，莫言的苦恼大概也算一种“幸福”吧？

　　莫言

　　原名管谟业，1955年生，山东高密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著有《红高粱家族》、《酒国》、《檀香刑》、《生死疲劳》等长篇小说十一部，中短篇小说一百余部。并有剧作、散文多部。已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2011年莫言的《蛙》荣获茅盾文学奖。2012年10月，莫言因“魔幻现实主义融合传说、历史、当下”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补白

　　说不完的话

　　莫言

　　小时候，因为我喜欢在人前说话，曾让我的父母十分担忧。他们对我的所有教育中让我最难忘的，就是在人前不要说话，尤其不要说实话。但我总是一出家门就把父母的教育弃置脑后，总是忍不住地把自己看到的新奇事儿和自己头脑中萌生的奇怪念头对人说，为此，我给父母带来过许多麻烦，也直接影响了我自己的前途。我之所以小学未毕业就被赶出校门，就是因为说了一些不该说的实话。

　　等我拿起笔来开始写作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应该向那些伟大作家学习，为自己起一个笔名。我回忆起父母对我的教导，于是就为自己起了“莫言”这样一个笔名。如今，莫言已经成为我正式的名字，我的原名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

　　中国人是很讲究名字的。从人名上可以感受到很多时代的和文化的信息。近年来，许多人更是把名字看成是一个能够决定自己命运的重要原因，许多专门起名字的小店也应运而生。我不相信一个名字能有那么大的作用，但还是相信名字对人有一定的心理暗示作用。我每当想起自己的这个名字，就会回忆起故乡和童年，就会产生一种急于诉说的强烈愿望。事实也是这样，虽名为“莫言”，但却成为一个滔滔不绝的诉说者。用笔来诉说，也用嘴巴诉说。仿佛我童年时期因为被压制而没有说完的话，终于得到了尽情倾吐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