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刘崇佑为周恩来担任辩护律师

抗战前刘广柽与家人在家中合影

刘广柽保留着周恩来致刘崇佑信的复印件

　　1920年1月，因有奸商勾结日本浪人，殴打街头号召抵制日货的学生，激起社会公愤，天津的数千名学生奔赴直隶公署请愿。谁知，周恩来、郭隆真、于兰渚、张若名4位学生代表走进公署大门后即遭逮捕。为了营救4人出狱，当时的著名律师刘崇佑、大理院推事刘含章积极奔走、据理力争，用精彩的辩护词赢得了周恩来等人的当庭释放。

　　刘崇佑与刘含章，这两位民国时期的法律界名人，正是现年85岁的南京市民刘广柽的叔公和父亲。从刘广柽老先生的口中，我们得知了当年周恩来被捕以及法庭辩护的很多鲜为人知的细节。

　　叔公刘崇佑是著名律师

　　父亲刘含章是大理院推事

　　刘家祖籍福州。先祖刘彬在明朝永乐初年担任孝陵卫指挥吏，明德三年调任福州右指挥使大将军，镇守福建，遂全家南移福州定居，即后来显赫的福州刘氏家族，林则徐的大女儿林塵谭就是刘家的媳妇。

　　清末的刘氏家族，出了不少才俊。其中，刘崇佑生于1877年，少时聪慧，17岁就中了举人，后留学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辛亥革命后，任国会众议院议员。因为感慨国事日非，在曹锟贿选前辞职，从而退出政界，专任律师。与梁启超、李大钊、沈钧儒、邹韬奋等人私交甚密。曾将私家花园贡献出来创办福建私立法政学堂，培养司法方面的人才，有“民国第一律师”之称。

　　刘含章生于1880年，民国时期历任大理院(北洋时期的最高司法审判机关)推事、南京国民政府最高法院民事庭庭长、贵州高等法院院长等职，曾先后受聘于燕京大学、中央大学、贵州大学和南京中央法官训练所担任法学教授，一生贡献于中国司法，培养了很多司法人才。

　　两人虽在辈分上是叔侄，但其实年岁相差不多，感情很好。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刘崇佑曾为北京大学的学生辩护，并因此深受赞誉。而时任大理院推事的刘含章也同样对爱国运动非常支持。

　　为营救周恩来

　　学生们请刘崇佑担任辩护律师

　　1920年1月23日，天津学生联合会调查委员会发现有奸商勾结日本浪人，殴打在街头倡导抵制日货的学生，群情激愤，纷纷前往直隶公署请愿，谁知当局非但不惩办肇事的店主和日本浪人，反而毒打学生，并查封了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天津学联。

　　当时，周恩来是天津学联的执行科长，在他的策划和领导下，已经转入地下的天津学联决定发动全市各校学生，举行一次更大规模的请愿活动，以抗议政府的暴行。

　　1月29日，以周恩来为总指挥，天津20多所学校的数千名学生前往直隶公署请愿，并提出“驳回日本通牒、催办福州惨案交涉、恢复天津学联原状”等要求。

　　省长曹锐借口生病，拒绝接见学生。学生们就公推周恩来、郭隆真、于兰渚和张若名4人为代表去见省长。谁知，周恩来等人走进公署大门后就被逮捕。与此同时，公署外面的学生则遭到军警的武装镇压，重伤50余人，酿成“一·二九”流血惨案。

　　为营救被捕代表尽早出狱，邓颖超等人积极奔走，他们除了以天津学联的名义在本地聘请两位律师外，还特地请刘崇佑出任辩护律师。

　　得知情况的刘崇佑立即答应了此事，不辞辛劳，几次赶到天津，到狱中向周恩来等人了解情况，并帮助和指导学生们如何进行讼诉。刘含章本人因在大理院任职，不便正式出面，只好暗地里与刘崇佑一起出谋划策，并提供了许多帮助。

　　开庭前，刘崇佑收到周恩来亲笔信

　　1920年7月，天津“地方审判庭”开始审理这个大案子。在开庭前，周恩来以四位学生代表的名义给刘崇佑律师写了一封亲笔信，就天津地方检察厅诉四人的“强暴胁迫，不服解散”做了声明，为刘崇佑辩护提供了有力佐证。这封周恩来手书的信，后于1955年由刘崇佑之子刘汀业在旧文件箱里翻出，连同当时刘崇佑为周恩来及其他爱国人士所写的辩护书原稿一起捐给了博物馆。

　　7月6日，此案正式开庭。因为影响甚大，很多人前往旁听，审判厅前被挤得水泄不通。庭审中，先是由周恩来等列举事实，揭露当局迫害爱国群众的行径，后由他们的3位律师依次发言辩护。其中，刘崇佑的辩护尤其精彩。

　　首先，他开门见山地指出学生抵制日货和游行请愿的行为“事出公意，利在国家”，所以“本案事件，由于力争外交，抵制日货而起。此项心理，此项举动，实吾全国人民所同具，而民族自卫之天职也。言法言情，犹将谅而宥之”。先从情理上为学生们赢得了主动。

　　然后，又从检察厅的起诉书入手，引法据理，层层驳斥那些所谓的“罪行”。

　　最后，刘崇佑严正指出：“爱国救国本是合乎公理民意之壮举，根本说不上触犯刑律。”“如果政府认为触犯了小日本的刑律，那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说得法官张口结舌，听众们哄堂大笑。

　　爱惜人才，资助周恩来赴法留学

　　最终迫于社会压力，法庭不敢重罚，只勉强判了罚款和有期徒刑两个月，但因代表们被押已达半年之久，早已超过刑期或折算的罚金，不得不宣布当庭释放。

　　7月17日天津各界代表人士分乘9辆彩车迎接出狱的周恩来等人。为感谢刘崇佑的无偿帮助，天津学联特意买了一个景泰蓝大花瓶送给他作为纪念(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通过这场官司的接触，刘崇佑发现这4个学生代表中，周恩来思想进步，是个难得的人才，于是建议他出国深造。同年11月，在南开大学创办人严修和刘崇佑的资助下，周恩来乘船赴法，踏上了新的革命历程。其间，刘崇佑还让夫人每月去银行汇款给周恩来用于生活费，直至周恩来写信说已经获得助学金，才作罢。1942年，刘崇佑病逝，周恩来听到消息后，曾感慨地说：“刘崇佑先生是中国一位有正义感的大律师。”上海解放后，周总理还曾委托上海市市长陈毅关照刘崇佑的夫人及亲属。

　　刘广柽回忆说：“1957年11月，周总理到上海时曾专门到长乐路看望刘崇佑的夫人，之后还派人送了几次糯米给老人家，据总理办公室的人说，那都是外宾送给总理的缅甸好糯米。1960年11月刘崇佑的夫人逝世，总理还专门拍电报到上海吊唁。”

　　我的父亲刘含章

　　因为刘崇佑的精彩辩护和刘含章的暗地帮助，周恩来等人得以被当庭释放。此后，周恩来和刘崇佑交往颇多，而刘含章因为在大理院任职，不便经常来往，就只有打电话问候彼此。

　　国民党定都南京后，刘含章奉命出任最高法院民事庭庭长，兼任中央大学和南京中央法官训练所教授。一家人搬迁到南京，一开始住在石鼓路。“当时，我才上小学二年级。后来，我们家在上海路184号盖了房子，盖好后不久，姑父李烈钧来南京任总参谋长。因为李公馆还没竣工，姑姑一家就住在了我家二楼。”

　　抗战时期，刘含章任贵州高等法院院长。在刘广柽的记忆中，父亲为官清廉，家庭生活清贫：“全家的鞋子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制的，我们的衣服补了又补，哥哥穿了再给弟弟穿。我读中学的时候，因为父亲的薪水太少，不能按时给我缴纳学费，还经常被学校催缴。”

　　1942年，爱国将军戴安澜战死滇西，灵柩回国经过贵阳，刘广柽以童子军代表的身份参加祭奠。回家后，就向父亲提出要参军抗日。1943年，投考军校，就读于成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21期骑兵科)，1947年毕业。

　　“1948年，父亲为了抗拒国民政府任命的特别法庭庭长一职，带着全家避居上海。因为一直是清官学者，没有积蓄，生活就成了问题，很快就病重不起。而我为了躲避随军撤退台湾，一直躲在福州，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这成了我一生的遗憾。”(记者 郑文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