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晚年平均40天动一次手术 共输血89次(2)

　　第一次大手术

　　1967年，周恩来患心脏病后仍是日夜操劳，本来不太严重的心脏病日益加重，以至后来发作时要靠吸氧才能入睡。1972年又患了不治之症膀胱癌，由于一再延迟治疗，加上过度的操劳和不断的折磨，周恩来的病情愈加严重了。从1974年3月上旬起，周恩来每天便血达到100多毫升，确诊为癌症复发。

　　然而在身患绝症的情况下，周恩来根本不听医生的嘱咐，依然担负着连健康的人都难以承受的极为繁重的工作。他这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只有8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74年，周恩来的病情已相当严重，据有关记录统计，周恩来在1974年1月到5月的5个月里共计139天的实际工作量为：每日工作12至14小时有9天，14至18小时有74天，19至23小时有38天，连续工作24小时有5天，只有13天的工作量在12小时以内。此外，从3月中旬到5月底的两个半月内，除日常工作外，周恩来共计参加中央各种会议21次，外事活动54次，其它会议和谈话57次。

　　　1974年为筹备四届人大，周恩来不同意接受医疗组做大手术的建议。这时，政治局内部的斗争正处在重要时刻，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毅然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每天靠输血和其它治疗坚持工作。

　　“四人帮”的干预，是周恩来的病情一拖再拖而不能入院治疗的另一个重要原因。1974年5月，周恩来的病已经出现了更为糟糕的情况，检验结果：“发现脱落的膀胱乳头状癌组织块”。这说明肿瘤长大较快，癌组织坏死脱落，很可能是恶性肿瘤发生转移的信号。医疗组感到情况实在太严重，不能再拖了。他们向负责周恩来医疗的中央政治局四人小组(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报告情况，请求中央下决心批准周恩来及早住进医院进行手术治疗。张春桥讲几句“总理的工作实在太忙，我有机会也劝劝”等空话打发，说不要急，急也没用，并建议暂时不要把化验报告单上的结论告诉总理，以免他分散精力，增加他的思想负担，甚至说如果总理坚持要看，可以先改一下结论。王洪文也是哼哼哈哈，支吾其词，不解决任何问题。在保健医生张佐良的回忆录里，提到了江青、王洪文一伙干扰周恩来治病的一个典型例子。那是1974年4月的一天，周恩来正在卧室床上接受输血治疗。江青、王洪文那边却一直催着周恩来去开会，工作人员不得已叫醒总理，停止输血赶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事后方知，那次政治局会议并不是非要周恩来出席不可。

　　1974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医疗组的报告，决定对周恩来进行手术治疗。于是，周恩来告别了他工作、生活20多个春秋的中南海西花厅，住进了305医院。这个医院自建院以来，周恩来是住进来的第一位党中央高级领导人。当天，做了第一次大手术——膀胱癌切除手术。手术的效果比较满意，手术刀口愈合良好，血尿很快消失了，病情有所好转。

　　第二次大手术

　　第一次手术后的康复情况虽然较为顺利，但医疗组的专家对此并不太乐观，心里很不踏实。因为自从1973年3月在玉泉山做第一次电灼术以来的14个月里，已经复发3次了，特别是1974年3月第二次电灼术后，不到一个月，肿瘤复发，血尿更加厉害。果不其然，1974年8月7日、8日，周恩来病情出现反复，尿血增加，被诊断为癌症转移。经与医疗组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决定进行膀胱镜检查后，实施局部切除手术。8月9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病情及治疗方案，并告：“在上次手术后，体力虽较弱，但自信尚能经受这次治疗。”经毛泽东批准，8月10日做第二次大手术治疗。手术后，病情比较平稳，起居也可自理了。10月，周恩来医疗组就周恩来施行第二次大手术后的身体恢复情况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四人小组作了报告。报告提出，手术后自8月16日开始会客，且之后会客次数增多，谈话时间有时较长，批阅的文件也增多，这样很影响白天休息和夜间睡眠，最近几天显得很疲劳。建议最近期间减少送阅文件及会客次数，并缩短谈话时间。而这时四届人大的筹备正在紧张地酝酿着，“四人帮”也围绕着组阁人选问题想找借口打击、整垮周恩来等支持的邓小平，以实现他们的组阁梦。周恩来对很多事放心不下，仍然殚精竭虑，辛苦操劳。12月23日，他又和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准备情况。行前，医务人员再次发现周恩来便中潜血，需要马上进行检查治疗。周恩来也清楚自己如此长途奔波会使病情恶化，但他对医生说：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因此，去长沙的计划未作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