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文学开始无“神”写作 故事日渐消失

　　何为“故事”？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中这样认为：“口口相传的经验是所有讲故事者都从中汲取灵思的源泉。”在当今这个充斥着小道消息的时代，我们似乎最不缺少的是“故事”。一桩事情发生了，其中包含着我们所不曾料想到的层次，给它合理的时间、地点与因果逻辑，一桩“故事”就这么产生了；而其“故事性”的强弱与否，则取决于它所产生的“未曾料到”对我们的生活经验到底产生了多大的颠覆。我们都认为这是“故事”，而根据本雅明的理论，这恰恰不是故事。
　　故事的要义不在于讲述“未曾料到”的事情对我们生活经验的颠覆，而在于传达了“口口相传的经验”。所谓“经验”，并非人们从现实经历中获得的认知碎片，而是人们在层层叠叠的认知碎片中沉淀下来的生活整体性体验。“整体性体验”的实质是一种界限体验，比如新生与死亡、繁荣与衰落、强大与软弱等。这种整体性体验发生于人们的日常认知而又埋藏于日常认知，以其至深往往使人无从明确查知，然而也正因其至深而成为人与人之间普遍的共同经验，因此才具“口口相传”的共通性。故事讲述的关键，在于把握到人们生活中经验的共通状态，并将这种共通经验由幽深处呈现出来。真正的故事乃是人们生活经验的公器。
　　在西方文学传统中，《荷马史诗》是欧洲文化中故事讲述的真正开端，也是故事讲述的高峰时刻。《荷马史诗》记述的是在传说中存在的特洛伊战争，虽然其事或不存，却不妨碍对人们共通经验的展示。《荷马史诗》中的主角是英雄人物，如阿喀琉斯、阿伽门农、奥德赛等，每人都个性十足，气势不凡，现实之人在他们面前黯然失色。然而，“英雄”却不是《荷马史诗》讲述的唯一角度。“神”的在场使所有的“英雄”顿然呈现出其凡人的特征，阿喀琉斯要被射穿脚踵而死，阿伽门农虽贵为众王之王也难抑自己的贪欲，而奥德赛，这个古希腊最聪明的人，也在归家的途中一次次迷失。在以“神”为背景的叙述中，“英雄”也是凡人，只不过在“神”的尺度之下，“英雄”呈现出了凡人人生的整体内涵，有生必有死，是高贵也是卑贱的，是自信也是失落的，完全相反的人生品格在一人身上聚首，勾勒出凡人人生的整体形象。这种人生整体性的剪影，只是在有“神”君临的大尺度舞台之上才能得以目睹。
　　《荷马史诗》之后，故事讲述的传统绵延不断，《圣经》文学、骑士文学、中世纪民间文学以至到文艺复兴文学传统的初中期，因为这些文学传统都给予了“神”的超验性以确然的存在位置，所以在“神”的朗照之下，人的整体性品格一直是明朗的，而由对人生整体性的共同领悟则构成了故事圆舞的核心。
　　圆舞蹁跹，故事不断，直到16世纪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的出现，故事讲述由此走向衰微。《堂吉诃德》讲述的是破落骑士堂吉诃德游历行侠的事迹，其叙述形式继承中世纪骑士文学而来，然而却包含着完全不同的经验内涵。在中世纪骑士文学传统中，骑士的使命是维护圣教，他们历经千辛万苦，最后总是要在因他找寻而呈现出的“神迹”面前观证、赞唱自己一生的。在《堂吉诃德》中，“堂吉诃德”以骑士之名出发，找寻到的却与“神迹”无关，他完全被自己头脑中自造的幻象所蛊惑，战风车、闹旅店，做尽了种种荒唐事。他策马引仆向前冲，却不知道要走向何处，完全是在大地之上浪荡漫游，不知归于何处。《堂吉诃德》的风格看似戏谑胡闹，其实是彻底的悲剧。在西方文学传统中，它首次出色的描绘了人生旅程因“神”的缺席而产生的失栖与碎片感。这种碎片化的人生体验，与人生的整体体验相对，包含着深刻的虚无主义，并由此产生了对人与人之间经验共通性的彻底否认。正如作品中“堂吉诃德”被别人视为不可理喻之人一样，在“堂吉诃德”眼中，整个世界的不可理喻已经成灾；“堂吉诃德”的不可理喻，源自“神”的缺席。《堂吉诃德》之后，故事传统继续衰落，到19世纪西欧现实主义文学而达到高潮。西欧现实主义文学标榜眼见为实，摈弃一切超验。正是在19世纪西欧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中，文学展开了规模最为浩大的祛神运动，作品中所展现的现实世界被荡平为物质之砥；然而，在西欧现实文学中，伴随祛神运动同时进行的还有造神运动，这就是世俗之神。在西欧，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拿破仑的成功造就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人们实现自我价值的“拿破仑之神”，巴尔扎克《高老头》中的“拉斯蒂涅”，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于连”，以及福楼拜《包法利夫人》中的“艾玛”，其实都是“拿破仑之神”的信徒。然而，正像这些作品中所揭示的，“拉斯蒂涅”、“于连”等人实现自我的前提，却是在金钱的漩涡中失去自己。“拿破仑之神”引导他们走上了向现实和他人掠夺的骑士之旅，却没有提供一个使之回顾、唱赞自己一生的完整化契机。“拿破仑之神”在文学传统中的出现，是从《荷马史诗》以来，西方文学传统延续数千年的有“神”叙事的最后闪光，自此之后，进入尼采所预言的“上帝死了”的时代。“上帝死了”，现实之人失去了发现自我完整性的光照，经验消失，故事渐远。
　　卡夫卡则向我们首次展现了故事写作的不可能。卡夫卡在西方文学史上是谜一样的人物，他的不可思议之处在于，在众人讴歌“拿破仑之神”的合唱中，他对于自我与现实世界的虚无性却早早领悟，并将人生彻头彻尾的失败作为自己的宿命坦然接受。仿照巴尔扎克的“我要摧毁一切”，他说“一切都在摧毁我”。卡夫卡对人生虚无的强调，其实是对在资产阶级时代现实个体将再次获得“神”性朗照的坚决否认；在他看来，在绝对没有“神”性降临的时代，写作对人生整体经验的传达已不可能，能做的就是对个体碎片化与孤独本质的展示。
　　来看卡夫卡的写作到底是什么样的写作。卡夫卡的作品的主题之一，就是追寻现实生活中的“神圣”存在，比如《城堡》中对规定了“村庄”生活秩序的“城堡”的寻找、《审判》中对判定“K”有罪的“法庭”的追寻等等，都是如此。“追寻”神圣其实是传统故事的经典主题。在传统故事中，“追寻”神圣必然有一个神圣的结局，这个结局将给予“追寻”的个体以人生完整性的启示，但在卡夫卡的“追寻”中，“追寻”的主人公却永远无法获得体验自身完整性的启示契机。在“追寻”的过程中，引导主人公“追寻”神圣的线索并不缺乏，而且一旦当他对神圣“追寻”感到失望时，总有线索向他抛过来，但令人感到绝望的是，所有的线索都会在将要靠近目标时失效。这造成了作品中各种方式的“追寻”最后只剩下断片和痕迹，却没有将之缀连在一起的整体性契机，这使得其作品中的主人公永远在残缺体验中游荡，而其结局也必然是缺乏意义的结局。在《审判》中，卡夫卡为其主人公“K”设置了一个这样的结尾：在“K”苦苦追寻“法庭”不得的时候，有一天“审判”却来了。他被两个黑衣人挟到一个荒僻的采石场处死了，看着“K”的尸体，其中一个行刑者说道“像狗一样的”。“K”的死因缺乏“法庭”的神圣宣判，因此其死也是缺乏意义的非人之死。
　　故事成其为故事，关键在于故事讲述中的有“神”叙事，因为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在故事讲述中对人的完整性体验给予展示。在欧洲文学传统中，从卡夫卡开始，文学开始了无“神”写作。作品不再是展示人在“神”性光照面前的完整性人生体验，而是要揭示人在“上帝已死”时代的碎片化生存现状，这正构成了一战之后欧洲文学的主流传统。在今天，随着世俗价值的全球扩散，故事的消失早已不是欧洲文学独有的现象。然而，故事虽日渐消失，在日益支离的当代，人们对自身完整性的体验和统观却变得日益迫切，在没有故事的时代，我们的文学能否于此补阙？（耿波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