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瑞卿为何会成“文革”第一个“挨刀”者？(3)

　　没有被批判对象，并不妨碍林彪夫妇对罗瑞卿的控诉，他们更加地肆无忌惮、信马由缰地为罗捏造各种罪名。

　　会上印发了十一份材料。即：

　　1965年11月30日，林彪给毛泽东的信。

　　1965年10月25日，雷英夫给林彪的信。

　　1965年10月25日，雷英夫：《我对罗总长的几点具体意见》。

　　1965年6月，张秀川：《罗总长对突出政治的错误看法》。

　　1965年11月27日，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给林彪的信。

　　1965年5月20日，林办工作人员的揭发材料。

　　1965年10月15日，张秀川给林彪的信。

　　1965年4月15日，刘亚楼给罗瑞卿的信。

　　张秀川：《罗总长对主席思想的错误观点》。

　　雷英夫：《罗总长对待主席指示的几个问题》。

　　1965年12月6日，雷英夫电话报告纪要。

　　仅这些揭发材料，就足以让罗瑞卿吃不了兜着走。同时，会议上还进行了深入的“揭发”和口诛笔伐。

　　“批罗”最积极的还要数叶群，她在会上分三次作了约十小时的发言，绘声绘色地描述了罗瑞卿如何逼迫林彪退位，要林“不要挡路”，“一切交给罗负责”。叶群不仅会上发言，会下还在串联，忙得不亦乐乎。

　　毛泽东只参加了第一天的会议，定了一个调子就不再参加了。其他会议议程就交给了林彪。从12月9日开始，会议就由林彪主持，会议的主要内容自然是批判罗瑞卿。这一批就是一个星期。会议最后一天，林彪在会议上宣布撤销罗瑞卿的职务(书记处书记、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所有的阴谋陷害，精心策划，就是这样的结果。

　　罗瑞卿倒了，林彪才能站得更稳。

　　12月的上海，阴冷而潮湿，作为“文革”第一批靶心的“彭罗陆杨”四人，他们的生死密码已在“文革”之初编写完毕，谁也难逃厄运……

　　会后，罗瑞卿即遭隔离审查。随后又成立了一个“中央工作组”，于1966年的3月4日至4月8日在北京开会，揭发批判罗瑞卿。这次会议最后做出了《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给罗瑞卿罗列了一大堆罪名，诸如“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推行资产阶级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搞独立王国”、“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等，还说他是“妄图夺取兵权，达到他篡军反党的罪恶目的”，是“打着红旗造反”的“埋藏在我们党内的‘定时炸弹’”。

　　这些污蔑之词，今天已经完全得到澄清，它们纯系林彪、叶群等人无中生有，有意陷害，或无限上纲，或有意夸大的。可是，在当时那个毛主席威望至高无上、林彪深得毛主席信任的年代里，许多人都信以为真，即使有些人明白事出有因也无济于事。

　　杨尚昆被撤职，罗瑞卿被批判，陆定一和彭真也坐上了火山口，政治生命岌岌可危。

　　这次会议实质上是林彪、江青互相勾结，在毛泽东同意下“扫外围”的一个步骤。罗瑞卿蒙难仅仅是个开始。

　　本文摘自《毛泽东正值神州有事时》 顾保孜 钱嗣杰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