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丝阅读”与大众文化需媒体和评论界引导

　　面对“粉丝阅读时代”，评论界和媒体宜以大众文化的视角，积极引领文化消费，提倡读书明智、读书明理，使阅读者戒浮躁，淡时髦，去功利，少盲目，指导“粉丝”由跟风阅读逐渐转向个性阅读，并将兴趣阅读与意义阅读结合起来。

　　“粉丝”，是英语fans的音译，本为狂热、崇拜之意，后引申为影迷、追星等。从性别和年龄上说，“粉丝”原来多指女影迷、女歌迷、女追星族等，尤其指青少年女性，现在则无限扩大，不分男女老少了。近些年“粉丝”的另一个显著变化是，由追捧影星、歌星，扩大为敬慕作家、学者，形成“粉丝阅读”。金庸的“粉丝”被称为或自称为“金迷”，易中天的“粉丝”叫“乙醚”，于丹的“粉丝”叫“鱼丸”，“当年明月”的“粉丝”叫“明矾”，钱文忠的“粉丝”叫“潜艇”……捎带说一句，在本人邮箱、博客和微博留言的朋友，也有不少自称“螺丝”的。

　　“粉丝阅读”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引起媒体和专家重视，大概是在2008年年初。当时有消息称金庸完成了对《天龙八部》的增补和删改，即将出版发行，引起很多金庸小说读者的极大关注，不少“金迷”还通过各种方式表示反对；各大书展上，不少作家、文化名人的新书发布和签售受到各自“粉丝”读者的追捧；于丹在一次长达10小时的签售中共签出15060册，足见“鱼丸”之众多；一位著名畅销书作家在上海书展签售，创下了“半天签坏八支笔，两天卖掉万本书”的纪录；余秋雨、海岩、郭敬明、韩寒、宁财神等当红的学者或作家都拥有数量极大的“粉丝”群，这些“粉丝”通过QQ群和各种论坛互通有无，组织各种活动，甚至发起各种论战；娱乐明星纷纷以写真图片为主打出书，虽然价格不菲，但疯狂的“粉丝”却毫不在乎，短时间内就能售出数千册……于是，有书评家认为，今天的大众阅读已进入了“粉丝阅读时代”。

　　从敬慕作家、学者进而喜爱读书这一点看，“粉丝阅读”并不是一件不好的事。十几年前英年早逝的天津日报著名记者彭莱老师生前曾多次对我慨叹道：“如果书迷比球迷、歌迷多了，那就说明人们素质提高了，社会进步了。”那时她是在谈一种理想，因为她在世的时候，书迷没有现在多。在已进入“阅读时代”的今天，书迷不仅多了，而且“成群结伙”，而且有些“粉丝”群素质还不低。例如钱文忠的“潜艇”们曾在贴吧上贴出一份《潜艇宣言》：里面有这样的话：“当我们和其他人的FANS有冲突时，别忘了我们是潜艇，和钱老师一样，我们是有素质的一群；如果你是学生或从事某种事业时，别忘了我们是潜艇，和钱老师一样，我们是勤奋的一群；当别人有困难或需要帮助时，别忘了我们是潜艇，和钱老师一样，我们是有爱心的一群……”说明这些“粉丝”不仅有文化追求，还很看重社会责任和道德规范。

　　从积极的意义上说，“粉丝阅读”的流行，折射出在文化领域中涌现一批脱颖而出的人物，他们在相关领域具有号召力和影响力，反映了现代社会中一种大众化的文化亲民趋向。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粉丝”群也发生过一些有伤大雅的不良事件，例如在北京举行的一场新书首发仪式上，应邀出场的两位影视明星的两拨“粉丝”因争抢“地盘”而在场内产生摩擦，差点酿成群殴。由此，一些评论家在指出“粉丝阅读”与拜金、恶搞、违规炒作乃至损人违法等纠缠不清后，批评“粉丝阅读”产生的负面社会影响，就绝对不是多余的了。

　　“粉丝阅读”与大众文化的关系，很值得探讨。在一些研究著作中，“大众文化”有其特定的范畴，主要指兴起于当代都市的、与当代大工业密切相关的、以全球化的现代传媒(特别是电子传媒)为介质大批量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是处于消费时代或准消费时代的，由消费意识形态来筹划、引导大众的，采取时尚化运作方式的当代文化消费形态；大众文化具有商品性、通俗性、流行性、娱乐性、大众传媒的依赖性等特点。据此，可以说，“粉丝阅读”与大众文化有很大面积的重叠之处，或者说，“粉丝阅读”是大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实，回望阅读的历史，“粉丝阅读”并不算是特别新鲜的事物，更绝非洪水猛兽那样可怕。西晋左思作《三都赋》，当时人们啧啧称赞，《晋书·左思传》记曰“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宋代词人柳永善为歌词，《避暑录话》记曰“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又载“一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可见“粉丝阅读”自古有之，而且即使是今日最当红的作家、文化名人，也没有达到左思、柳永曾经达到过的受追捧程度吧。

　　林语堂说过：“我以为一个人能发现他所爱好的作家，实在是他的智力进展里边一件最重要的事情。”面对“粉丝阅读时代”，评论界和媒体宜以大众文化的视角，积极引领文化消费，提倡读书明智、读书明理，使阅读者戒浮躁，淡时髦，去功利，少盲目，指导“粉丝”由跟风阅读逐渐转向个性阅读，并将兴趣阅读与意义阅读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