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原：作为公众艺术的小说死了 已成标本(图)

在马原看来，新的小说已诞生，但他不认可。

　　作家马原最近很忙。7月，他的最新长篇小说《纠缠》推出，这是马原在“复出”小说界两年之内的第二部小说，小说因为涉及当下的财产故事，再次引发文坛热议；8月，他的解读文学的著作《阅读大师》由花城出版社重出了三卷精装本，这其实是他在同济中文系任教时的文学教案的结集；连续两个月有两部著作推出，马原马不停蹄地在多地做新书宣传，其间还出现在8月的南国书香节上。他在演讲中谈到自己“着手畅销书的写作”，甚至还肯定了郭敬明的成功是“精确地抓住了时代脉搏”，但他依旧称“郭敬明的书看不进去”。9月1日，本报记者电话联系到马原，与这位“文学顽童”畅谈文学。　　

　　在读过马原小说的读者那里，读《纠缠》遇到问题了

　　记者：《纠缠》带给我的阅读体验，与您的其他作品完全不同。对于一向以“叙述圈套”闻名的您来说，“好读”只是其一，而现实题材的书写，让人有些意外。

　　马原：说的好听一点，叫接地气，说的难听一点，就是马原终于回归现实了。实际上，它就是一个题材呗。每一本书都有一个故事题材，适合哪一种写作方式，我觉得小说家都是随机的。很多媒体也都在说，变化这么大，是不是回归写实？我说，可能原来太偏重形而上了，《纠缠》本来我以为也是一个形而上的故事，因为，我觉得它特别卡夫卡，但是，故事的形态又是形而下的，都是很具体的，钱、利益和中国当下走入有财产的时代之后遇到的太多诸如此类的问题。所以，在以前读过马原小说的读者那里，读《纠缠》就遇到问题了。没有读过马原小说的人，当马原是一个新面孔，一个新的小说家，读《纠缠》可能不会有这么大的疑窦。

　　记者：可能吧。不过对于很多读者而言，“马原”这两个字，就意味着“先锋”，这一次突然写一部有关遗产的小说，“从天上回到地下”，多少有些难以接受。

　　马原：年龄不同，可能关心的东西不一样。年轻的时候可能不大关心钱，觉得很没劲，但是，你老了，钱对你的意义不大，但你发现，钱对别人的意义挺大的。这时候，用钱做题材，在钱里找故事，也挺好玩的。我的态度是没变的，从骨子里对以钱为一切标准的这个时代充满鄙视和嘲弄。

　　记者：在您的《冈底斯的诱惑》里，一个中篇的容量，讲三个不同的故事，这里面有叙述技巧的实验和探索。但在《纠缠》里，是一个线性的叙述。就阅读而言，挑战性不如以前了。

　　马原：这个跟故事不一样有关。《冈底斯的诱惑》是一个小说家从一个无神社会走进一个全民信教的社会，所带来的心里面的冲击，和《纠缠》里写到的大家都关心的利益再分配、遗产继承这些关乎个人具体的利益的角度应该是不一样的。所以，不是马原个人易弦更张了，而是你遇到了这个故事，和《冈底斯的诱惑》的故事完全不是同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你可以把它作形而下的理解，当然它同时也是形而上的，这个就是年龄带来的不同。我写《冈底斯的诱惑》的诱惑的时候，三十岁；写《纠缠》的时候，六十岁。三十岁和六十岁的时候，对世界的关心、对故事题材的关心可能会不一样。如果我六十岁的时候，还要故事题材有挑战性，故事的方法论也有挑战性，那个好像也不正常。现在选择这些吃喝拉撒，生计，在具体的个人利益点上的关注，我个人以为应该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有人问我，是不是以后的方向就变成写实了，变成线性叙述了？我说，这个得看我遇到什么样的故事题材，故事题材决定方法论。写《冈底斯的诱惑》或者是那一批小说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全新的充满挑战的故事题材，让小说家选择了同样富有挑战性的讲故事的方法。而《纠缠》，可能选择线性的叙述更合适。

　　郭敬明的小说，跟我说的小说不是一种东西

　　记者：从去年的《牛鬼蛇神》到如今的《纠缠》，前后不到两年时间。对于在文坛沉寂二十多年，并不以高产闻名的您来说，这种创作节奏，有些出人意料。

　　马原：其实我不止写了两个长篇，是三个长篇。可能我也是憋的吧，二十多年写不出来，突然大释放。二十年前写了二十年，只完成了一个长篇，现在这是第二个回合，我已经有三个长篇了，而且还不止，就好像第二春似的，想想也挺奇怪。看前辈作家，像墨西哥的胡安·鲁尔福，青壮年写小说，开创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潮流，但他自己马上就不写了，中国的青壮年时期写出很大名声的，像沈从文、钱锺书，后面都没有回来。我属于那种很特别的，二十年了又回来了，而且还有些一发不可收。我挺开心的，写小说是一个开心的事儿。

　　记者：我记得在《冈底斯的诱惑》里，结尾是姚亮和陆高的长诗。现在，您肯定不会走这个路数了。

　　马原：那时候是诗意盎然的时代。现在我们出去，经常被小商家称呼为老板——社会通行的称呼，现在老板比诗人中听。

　　记者：这种称呼的变化，对于所谓的文学和艺术，有特别意味么？

　　马原：这个时代哪有文学了？哪有艺术了？现在是资本决定什么是艺术。谁的作品卖的钱多，谁就是大艺术家，谁上那些大的媒体，谁就是艺术家。一切都是钱，都是利益。所以，十二年以前，在同济的课堂上，我第一次提出来，说小说死了。

　　记者：您现在还是坚持这个判断？

　　马原：对，作为公共艺术的小说死了。新的小说已经诞生，但我不太认可它们是小说。比如说，在网上大量出现的玄幻小说，包括郭敬明的小说，跟我说的小说已经不是一种东西了——那些同一种称谓的东西，实际上内容彻底不同了。

　　记者：但现实是，郭敬明他们的书卖得很好。小说出来之后，传播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马原：我没期望过自己的书卖100万或者几百万，我也不会断然否定，认为卖的好的书，价值不高，因为我不懂。我尝试过去读《哈利·波特》，我发现完全不得要领，不知道作者在说什么。我也曾经读过郭敬明的小说，也读不进去。但是，我还是知道《小王子》在说什么，《霍比特人》在说什么，安徒生的故事我也懂。

　　作为公众艺术的小说死了，成了标本艺术

　　记者：直到现在，“马原”仍然是作为先锋派文学的代表人物而被人认知。对于这顶帽子，您是什么态度？

　　马原：三十年以前，我们的小说，别人会觉得是一个异类，看不懂啊或者怎样，也有慧眼识珠的，觉得我们的写作特别有启发性，对小说的可能性有很多拓展。在世纪之交的时候，最终把我们归结到先锋小说这个篮子里来，或者说给我们戴了顶帽子。我觉得，这顶帽子，褒奖了我们劳动中的努力。我们戴上它的时候，还是觉得挺舒服的。实际上，我是不写小说很多年以后，才戴上的这个帽子。

　　记者：我比较好奇的是，为什么会走上先锋这条路？

　　马原：实际上，先锋小说是被逼出来的。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世纪是文学的黄金世纪，但十九世纪是。在十九世纪，出现了一批无与伦比的伟大小说家，像雨果、托尔斯泰、奥斯汀。他们之后的小说家们，要么是拾人牙慧，要么，就去突围。所以，从二十世纪初，突围就大范围开始了。最初的突围，是以乔伊斯、伍尔芙、普鲁斯特这三位巨匠为代表的意识流小说。在他们之后，开始了海明威的写作。上世纪从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都是海明威的历史。写作开始大范围简化，副词形容词被弃用，大家只用名词和动词去说故事。到五十年代，有一个在海明威这条路上走得更远的流派，新小说，连小说的意义和价值都开始消解。新小说带来日后一个更重要的流派，就是黑色幽默。约瑟夫·海勒，在继承新小说的价值消解的同时，开始搞笑，嘲弄一切，颠覆所有的价值。二十世纪文学最后一段时间，接力棒事实上是交到了中国作家手里。我们熟悉的1980年代，中国小说在世界上是一花独放的。我们的作家把一百多年里西方作家所有的突围的尝试全盘演习了一遍，结果就是，1989年之前，最大的明星是小说家。1989年以后，公众领域对于小说的热情一下子就消退了，小说在中国大幅度滑落。1980年代的小说辉煌，也是小说物种的告别演出，作为公众艺术的小说死了，成为了标本艺术。

　　记者手记

　　回到小说的马原

　　马原是我一直想要采访的作家。

　　一方面是因为他从前的小说对于“叙述圈套”的迷恋，带给记者许多阅读挑战。

　　另一方面，当然是他绕不开的先锋派文学干将的身份——采访一位在各种版本中国文学史上都不能遗漏的作家，这种感觉，大约只有学中文的人会懂。

　　不管怎么说，在读过马原在《十月》上发表的长篇小说《纠缠》后，这种求采之心更笃定了。

　　真正联系上他，是在9月1日。发了短信过去，约定了当日晚上采访。

　　电话过去，那边是一个略有些沙哑的声音，然后一个提问抛了过来，“你录音了吗？”

　　在采访开始后，我才发现他的问题有所指。大约是因为做过文学教授的缘故，又或者是因为当年那个“小说已死”的论断，让他厌倦了曲解和误读，在他看似随意的字句里，实则浸透着一种严谨。他很少会有断然的肯定或者否定，经常会用及“可能”这样的词语，而录音，无疑可以让他的意思得到最客观的呈现。

　　他的语速并不快，带东北口音，大约因为要拿捏自己的语词，他的说话，偶尔还会顿上一顿。他喜欢用问句，比如：“我的财产故事跟别人的是不一样的，你看出来了吗？”说到得意处，电话里就传来沙哑的笑。

　　这并不是一个精于叙述手法的小说家的形象，也不曾见到我所以为的“先锋”所该有的凌厉锋芒。

　　也许，他对自己的总结是最到位的，爱玩，老顽童。 (文/本报记者刘雪明图/马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