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治理中俄边境贸易乱象 无意中打造法制环境

　　上世纪中叶中苏两国翻脸时，苏联的史学家整理出不少史料，描绘“丑陋的中国人”在200多年前如何在恰克图忽悠俄国商人。

　　茶叶质量是焦点。

　　其实，这并非俄国人所独享的麻烦，大凡与大清国做过生意的外商，无论英国人还是美国人，都曾经为茶叶的品质而头疼。中国茶叶的品质评定，是一项经验密集型的工作，一般的商人很难胜任；而且，茶叶交易的批量都很大，根本不可能逐箱检查，以次充好、以少冒多的情况的确常有出现，甚至成为中外商人纷争的焦点，起诉到美国法庭的多起扯皮官司，多是中国商人抱怨美国人拖欠货款，美国商人则抱怨中国茶叶质量低劣。

　　相比广州，恰克图离中国南方的产茶区，距离更为遥远，运输难度也很大，茶叶的质量风险自然也大大增加。

　　当然，买家也不是傻子。不少美国商人愿意接受低质茶叶，是因为中国商人给了他们期限不短的赊账期，风险不再，也就装傻。但在恰克图的中俄贸易，严禁现金交易，必须以货易货，俄国商人的聪明也得到充分发挥，“把铅缝到毛皮兽的爪子上，用曼加泽亚的兔子暗中替换白狐，将带条狐尾的兔子顶替狐狸出售等等”，也并不鲜见，“俄国商人的欺骗本事比中国人也逊色不多”(西林：《十八世纪的伊尔库茨克》)。恩格斯也曾说过：“俄国人在进行低级形式的贸易，利用有利情势和玩弄与此紧密相连的欺骗手腕方面，都具有几乎无与伦比的本领”。(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向题》)

　　其实，在缺乏制度制约的前提下，无商不奸也可算是丛林状态下的商业博弈，广州口岸极为猖獗的鸦片走私和跨国高利贷，就是典型的例证。相比广州，恰克图的中俄奸商们并没有太大的空间，这与中俄两国政府在此地建立的相当严密的制度约束有关。

　　恰克图贸易的原则是“以货易货”，整个市场分成中俄两部分，一般是中方商人先到俄方一侧看样、谈价，价格一般都是以茶叶或丝绸为交换物，谈拢之后，再到库房点货，一同封存确定的货；接着，双方一起到中方一侧看货、谈价、点货、封存，俄方派人留守。而后，俄方派人将中方选好的货送到中方一侧，先行验收交割，俄方再带着选好的中国货返回俄方一侧。

　　显然，这种极为原始的交易模式，不可能容纳过多的市场参与者，双方在开始时都实行市场准入制，商人们必须通过政府审核才能拿到许可证，后来俄方虽然放开了准入，但恰克图的俄商已经形成了6个比较大的集团，市场的稳定是他们最大的利益所在。

　　中俄双方都在恰克图派遣了高级别官员，管理商务及治安。在商人中，两国都推行行会式的管理：中方“将城内所有货物按帛细、布匹、瓷器等八类分行，选良善殷实者为行头，与众商会同估定货价”；俄方也将商人分成了等级，由一个“头儿”(巴夏)率领，他的职责就是制止舞弊，纠正不法行为，监督交易过程，调解纠纷。

　　相对来说，中国方面总是认为外交无小事，事事关乎“天朝体面”，对华商的管理更为严苛，比如要求“任何人不得与俄商发生任何口角，即使事后证明他没有错，也应关禁闭十天。”

　　这些或许在有意无意间为恰克图打造了一个法制环境，减少了商人们的出轨机会。(雪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