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发新书 称对中国有启示作用(图)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来华出席新书《大繁荣》中文版发布会。（主办方供图）

　　▲《大繁荣》中文版发布会在京举行，图为发布会现场。（主办方供图）

　　“一个多年来为中国着迷并对中国人民充满崇敬的人”——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在新书《大繁荣》中文版序言中如此自诩。费尔普斯被誉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缔造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其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在于经济增长理论，即著名的“经济增长黄金律”。10日，这位年届80的老人精神奕奕地出现在《大繁荣》中文版发布会上，发布会结束后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如何实现大繁荣？

　　“19世纪到底发生了什么，导致某些国家的民众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了工资的大幅提高、市场就业岗位的大量增加，以及工作满意度的普遍提升？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其中的许多国家在20世纪远离了上述美好的场景？”菲尔普斯在《大繁荣》一书中探究了西方国家的繁荣是如何获得，又是如何失去的，也根据毕生思考对此提出了革命性观点。

　　菲尔普斯认为，“繁荣的历史进程从19世纪20年代的英国到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是广泛出现的自主创新的结果：从国民经济中原创的本土创意所发展出来的新工艺和新产品。这些领跑国家以某种方式形成了创新活力，即开展自主创新的欲望和能力，我称之为‘现代经济’，其他国家通过紧跟这些现代经济的发展而获益。”此观点不同于阿瑟·斯庇索夫和约瑟夫·熊彼特的经典理论，他们认为是科学家和航海家的发现带来了创新机会，然后被企业家们竞相实现。而菲尔普斯认为现代经济体不同于老式的商业经济体，它是阳光下的新事物。

　　他同时强调，对现代经济的理解必须从现代观念开始：原生创意来自人们的创造性，依赖每个人所具有的与众不同的知识、信息和想象。现代经济由整个商业人群的新创意推动，大多数人都默默无闻，包括策划者、企业家、金融家、销售员以及敢于尝鲜的终端客户等。这种创造性和与之相伴的不确定性曾经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被早期的现代思想家隐约地观察到，包括弗兰克·奈特、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等人。

　　菲尔普斯没有把繁荣与科技直接挂钩。他认为，态度和信仰才是现代经济活力的源泉——保护和激发个性、想象力、理解力和自我实现的文化，它们促进了一个国家的自主创新。“无数人的经济自由是一项核心要素，我要感谢西方国家民主制度对这种自由的保护。此外还有各种支持制度，它们是应产业发展需要而产生的。”他直言。

　　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创新驱动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的共识。但菲尔普斯所指的“创新”并非源于少数人的、精英的、从上而下来推动的狭义的创新，而是一个基于大众的、草根的、自下而上的进程。大多数创新并不是简单的新发明，而是商业模式的创新和制度的创新。正是这种大众参与的创新带来了繁荣兴盛——物质条件的改善及“美好生活”。

　　在他眼中，“我理解的美好生活要求获得心智的成长（这来自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和道德的成长（这来自创造和探索完全未知的领域）。现代经济的精华产物（人们生活的兴盛繁荣）正与关于美好生活的古代定义合拍。”

　　菲尔普斯进一步阐释，一个有效运转的现代经济体完全可以根据常见的经济正义的概念进行治理，如为弱势群体提供美好生活。“如果所有人都渴望美好生活，那他们将愿意承担伴随这种生活的波动风险。在很多情况下，一个有效运转的现代经济要优于一个基于传统价值观的、有效运转的传统经济。”他说。

　　《大繁荣》的启示作用

　　菲尔普斯表示，《大繁荣》讲述的是西方世界繁荣与衰退的历史，但对中国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他直言，通过技术引进、投资和贸易，中国今天已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很早以前，英国和美国也曾处于类似的阶段。与其他国家相比，英美两国的创新成果是如此丰富且广泛，影响到所有的产业和消费者。这种本土创新源自人民的冒险精神和发挥创造力的愿望，它们一直深入到社会的草根阶层，并且有相应的制度使这种愿望得以实现，使人们能以这些冒险活动为生。有时，鼓励政府建立促进创新活动的制度以及给特殊的创新项目融资固然可以有所帮助，但没有哪个国家找到过能替代自由企业的焕发经济活力的机制。

　　菲尔普斯认为，今后十年中国经济增速会下降，如果不进行一些基本改革增加经济活力，增长率可能更低，甚至滑落到5%至4%。中国要继续保持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的快速增长，就必须加速自主创新，因为不再能指望西方国家代替自己完成创新任务。此外，如果中国经济要完成从中等收入向领先水平的转轨，也必须找到激发必要的经济活力的手段。

　　他指出，高度的活力也许并不要求渗透到草根阶层，政府内外的精英人士也许足以催生实现理想的创新率所必需的活力。然而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还没有成功过，而且难度肯定会更大，因为它抛弃了焕发经济活力所需的最重要的资源：两个脑袋比一个脑袋好使，100万个有创造力的头脑肯定强于50万个或者25万个。中国还可以通过改造国有部门推动创新，但这样做同样存在困难，因为它不足以创造更多的新产品和新工艺。创新只有在具备吸引力和盈利前景、能被社会采用时才会发生。

　　菲尔普斯在书中指出，焕发高度活力的国家都有相应的生活态度作为支撑。这些生活态度一部分来自现代社会初期出现的人文主义价值观，例如个人主义和活力主义；另一部分来自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时期形成的价值观，例如在知识不完备和具有不确定性的世界生活。这些现代价值观压倒了中世纪盛行的更传统的价值观，例如看重团结和保护的观念。后来，这些国家在20世纪中期失去了很大一部分经济活力，原因既非现代经济或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如容易导致经济波动），也不是现代价值观被否定。经济活力受到抑制的主要原因是传统价值观的复苏。在欧洲，现代价值观受到打击，导致资本主义制度被名为社团主义的中世纪式的制度和政策替代。

　　菲尔普斯表示，中国要实现高度的经济活力，就必须确立现代价值观的主流地位。某些中国企业已经表现出创新能力，但也存在各种阻碍。有人说，中国人还远不习惯从群体中脱颖而出，以及在必要时独抗潮流，例如很多大学毕业生希望获得公务员类的稳定工作，而不愿去产业界冒险。中国有漫长的企业家历史，富有创业进取的精神。但必须牢记，寻找机会的企业家和创造机会的创新者并不是一回事。

　　“我确信，中国将开启从贸易商向创新者、从商业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轨，最早的行动可能会很快展开。这一转轨可能要经历一两代人的时间，但我没看出有什么必然理由能阻止中国完成这个旅程。”菲尔普斯说，“美国爆炸般的繁荣和‘幸福’的秘密所在，是每个人都在想着创造新的东西。每天早上，你一起床就要想着创新；每个行业都要创新；国家也要进行鼓励。如果这种创新活力在中国被激发，未来中国将能够持续保持4%、5%的经济增速，最终中国将会领先。”

　　菲尔普斯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并非“城镇化”而是“创新”。“我揣测城镇化的意思是，持续从西部地区招揽劳动力到东边，从而不断投入资本。我预测，城镇化的过程将一直持续，但最终西部的劳动力会竭尽，中国将不再有源源不断的来自西部的工人。”他解释了原因。（深圳商报驻京记者 宋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