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奕华：我选择用一种赢不了的方式“打下去”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林奕华：用一种赢不了的方式打下去

　　对林奕华的评价一直两极分化。青睐者奉若神明，不屑者嗤之以鼻。但他的作品注定是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思辨、时代精神以及舞台上视听与想象的空间感是林奕华最经典的标签

　　本刊记者/万佳欢(发自上海)

　　导演林奕华三步并作两步跑过上海文化广场长长的后台，冲上舞台，朝《三国》的演员们深深鞠下一躬。

　　9月6日是这出话剧在上海的首演，长达三个多小时的演出里有观众半途离场，但留下来的人们此时给出了最热烈的掌声——台上的演员中没有大明星，但有他们认识的林奕华。

　　这个清清瘦瘦的香港导演戴圆框眼镜，留着齐耳发。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也有活力得多——从1980年代开始从事戏剧至今，他已有50多部舞台作品问世。

　　人们对林奕华的普遍印象是：“同志”一词最早的提出者，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得主(关锦鹏导演的电影《红玫瑰白玫瑰》)。不过，近几年来，作为一个高产的创作者，林奕华已经让自己戏剧导演的身份深入人心。从《半生缘》《包法利夫人们》到《贾宝玉》《三国》，他几乎保持年均推出一部新话剧的效率。

　　提到林奕华的作品，人们便会想到都市、前卫、文艺青年、反思现实以及寻找和挖掘自我。经过20多年的积累，林奕华的“非常林奕华”已经与赖声川的“表演工作坊”、林怀民的“云门舞集”类似，在中国大陆成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艺术品牌。但跟进入内地的港台话剧团有所不同，林奕华的戏剧一直保持着鲜明的先锋色彩。他得到的评价两极分化，喜欢的人奉若神明，厌恶的人直斥其太噱头、太浮夸。

　　他的新作品《三国》仍然不是一台常规写实戏——它没有权力、谋略与战争，却有3位老师、13位女学生、12堂关于《三国》的历史课，以及一个思考命题“什么是成功”。

　　《三国》文学顾问、台湾文学评论家杨照说，在某些人眼里，林奕华毁了《三国》。“正因为他要把《三国》给毁了，大家才一定要去看。” 的确，照这样的思路，林奕华一直在探索如何“毁掉”文学名著，并且他还会一直“毁”下去。

　　“他给你的是干货”

　　《三国》演出接近尾声，穿白衣的“华佗”和身穿黑衣的“曹操”站在舞台上掰手腕，害怕输掉比拼的曹操用左手死死抓住桌子。

　　在林奕华的设计中，三国里的“斩华佗”成了这样一幕“内心角力”。华佗被处理成为曹操的另一个人格，而曹操的头痛即是他对自己内心的恐惧。

　　“人有时候会把自己外在化，假装自己是一个旁观者去看待自己、让他帮自己决定怎么做选择，”林奕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但他们很多时候即使跳出去，也看不到环境、只看得到自我，变成了自恋。我的戏剧就是想把这个‘环境’补回来。”

　　人们很容易把来自香港、写过TVB电视剧本的林奕华想象成为香港通俗文化的代表，但他的戏剧作品其实与人们熟悉的港味文化相距甚远。

　　《三国》是一出典型的林奕华式舞台剧。与大多数戏剧重视语言不同，林奕华在意于开发观众的想象——观众看着一个场景、听着一段对白，想的却是另一个东西。这就是林奕华剧场的“3D”逻辑。

　　所以，《三国》显然不是为那些想看传统故事的观众准备的。他很清楚，舞台剧当然不能按照电影、电视剧的思路做，因为舞台不是一个能完全重现古代战场的地方，更因为“写实主义的戏已经是历史的东西”。林奕华走的路子正好相反：不是重返过去，而是读到三国人物身上的“基因图谱”，并提出问题：如果他们活到将来，会遇到什么情况？

　　于是，曹操刘备诸葛亮都变成了现在的年轻人。张飞跳着迈克尔·杰克逊的舞蹈上场，孙权像个富二代，汉献帝则类似如今的一些男人——有男人的身体，但很多时候无法发挥男人的作用。

　　话剧看起来古怪，但里面都有一个或数个关乎当下的议题。

　　或许可以说，林奕华的议题和想表达的东西有些太多了：整出戏都有关于“被拒绝”的主题(这也是林奕华以往很多戏都表达的主题)，主角们从而怀疑自己的价值，痛苦不已；历史课堂里全是女学生，因为现代社会里女性扮演的角色跟以前大有不同；代表“历史”的男人一开始像一个外围旁观者，但他的情绪似乎又没离开过舞台——象征着曾经的历史主角已经退到了一旁；而曹操、孙权和刘备三个角色则分别代表了弗洛伊德人格结构里的“本我”“自我”和“超我”。曹操像一个丝毫不顾虑别人想法、完全按自己欲望行事的小孩子；刘备则希望自己能服务到所有人。林奕华想表达，现在这个时代里，又有谁不处于三个“我”的捆绑当中呢？

　　面对这样的一出戏，观众会应接不暇，甚至有些累。基本上，他每出戏的时长都在三小时以上，几乎每一个情节都希望引导观众思考一点什么，节奏快密度大。他想尽各种丰富的手段——有时候近乎教化——让观众接受到他想表达的那些想法。

　　“看过他三部戏以上的观众基本上可以接受到60%～80%，第一次看的人恐怕消化不过来，”戏剧制作人袁鸿评价，“很多剧目注水的情况很多，但林奕华的戏没有，他给你的是干货。”

　　从TVB到舞台实验

　　林奕华戏剧观念的形成和积累已经花掉了他30余年时间。

　　他最早混的是电视圈——1978年的一天，仍在念中学三年级的林奕华忽然接到导演王晶的电话，邀请他去无线电视台写电视剧。这似乎有些匪夷所思，但1970年代的香港电视圈特别欢迎年轻人，那一年的王晶也只有22岁。

　　林奕华就这样拿上了4000港币的高薪水，但他很快发现自己无法忍受TVB电视剧的创作方式。他对工厂式大量出产的创作制度有点不屑，于是“很不合作”，只做了一年。

　　但无线电视台节目研究部的主管梁浓刚发现林奕华“古灵精怪”，便把他招了进去，工作是每天看竞争对手电视台的节目并写监测报告。在一定程度上，知识分子气的梁浓刚让林奕华打开了视野——即便当时性格反叛，林奕华仍然把自己人生的头二十年形容为“浅薄的电视第一代”。在他成长的六七十年代，流行文化在香港刮起了大风浪，“那时候很多人读了一些二手的东西就当做一手的，”他回忆，“好像人们被喂饱了，其实吃下去的都是零食、没营养的东西。”

　　1980年，林奕华遇到了影响他的另一个关键人物、戏剧导演荣念曾。荣念曾让他发现“天外有天”——原来之前自己喜欢的音乐、电影、文学都是属于流行文化里最表层的东西，就像蛋糕上最甜腻的那一层。他渐渐接触到结构主义、符号学等文化思潮以及心理学和现代艺术，“眼睛被完全打开”。

　　两年后，包括荣念曾、林奕华在内的13人成立了香港著名的实验剧团“进念·二十面体”。林奕华在这里受到了更多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学到了在戏剧里“问问题”而不是“给答案”，并且始终保持对社会时事的关注。“进念”的艺术方向之一便是社会剧场。1985年，他们在香港大会堂把曹禺的《日出》改成了一出抽象表演，对当时的社会事件做出了一些批判，引发强烈反响。“做戏剧导演就像医生一样，要为时代把脉。”林奕华回忆。

　　1989年，28岁的林奕华离开“进念·二十面体”，独立导演了自己的第一出舞台作品《教我如何爱四个不爱我的男人》。这是一台十分前卫的演出，没有故事，舞台上呈现的实际上是一张一张的“活动画”。直到1990年代中期，林奕华才逐渐开始用戏剧来讲故事。

　　戏剧制作人袁鸿在1990年代末就在香港看过林奕华的作品，留下的印象是“很注重文本”，而且“够先锋、够前卫”。

　　而林奕华并不认为“先锋、前卫”是其作品的必要条件——他甚至觉得这两个词已经十分“古老”。他的作品需要达到的三个要求是，有辩证性，掌握时代精神，并处理好舞台上视觉、听觉和想象三者的立体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