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牙雕“鬼工球” 镂空雕刻11层可转动(图)

镂雕福寿宝相花十一层象牙球。

　　当机器高速运转的轰鸣声湮没不紧不慢的精雕细刻，整齐划一的流水线生产逼退独一无二的手工制作，这个时代宣告传统手工艺黄昏的到来。

　　元代以前的官员，一听闻自己被贬谪到大庾岭以南，心里不免沉重地“咯噔”一下。不料到了明清，这片曾被前朝官员们视为有去无回的“恶地”，却迎来了传统手工艺的空前繁荣。

　　上月底，广东省博物馆携百余件传统手工艺珍品来闽在省博开启奇幻之旅，展出将持续到10月30日。透过这些封存在博物馆橱窗里的“百工”珍品，我们尚可管窥、遥想这份渐行渐远的别样精致。

　　鬼斧神工的“鬼工球”

　　本次来闽的珍品中，有相当数量的牙雕作品，其中一件清代乾隆时期的11层牙雕球很是惹眼。这颗拳头大的牙雕球通体雕镂着精美花纹，更叫人惊叹的是，球体内还细细地分出了10层，每层相互套叠并能自由转动。更绝的是，内层的雕刻只能通过最外层的孔洞完成。越往里球体越小，受空间限制，非技艺炉火纯青的大师所不能，堪称鬼斧神工，故有“鬼工球”的别称。

　　广东省博物馆历史部丁蕾博士介绍，牙雕球确是广东传统手工艺的典型代表。早在1915年的巴拿马—太平洋国家博览会上，广东的25层牙雕球就获得了优秀奖。至今，广东省博物馆还保存着这份珍贵的证书。

　　实际上，关于这段往事，当地还流传着一则更有趣的说法。当年广东艺人翁昭以25层牙雕球参赛，日本也携30层作品亮相。两件精品在工艺上各有千秋，一时难分伯仲。难解难分之际，赛会决定将两个颗牙雕球投进水中加热。这一来很快验明正身，日本的牙雕球在沸水下层层散开，发现不过是雕刻后再黏合。而中国的牙雕球则完好无损，证实由整块象牙雕刻而成。自此，广州牙雕球闻名世界。

　　“明清以来，广州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丁蕾介绍，各地商人从非洲运来象牙原料在广州加工贸易，广州逐渐成为全国象牙贸易加工的中心。伴随着象牙行业的迅速发展，牙雕技艺自然也蒸蒸日上。丁蕾介绍，清咸丰三年，广州牙雕艺人就已成立我国第一个象牙手工艺的行会组织“象牙会馆”。它分多个堂口，针对宫廷、外商、民间收藏等不同需求组织艺人制作牙雕。其下的“贡行”，便集中了一批技艺高超的艺人，专职琢磨进贡宫廷的牙雕制作。

　　牙雕发展至今，制作工艺大抵分“雕刻、镶嵌和编织三大类”。丁蕾说，其中的“编织类”须将象牙泡软，劈成细丝后再行编缀，堪称惊艳。不过由于这种技艺耗时耗资过巨，崇尚节俭的雍正皇帝曾下旨停止制作。遗憾的是这项技艺如今已然失传，所幸在故宫博物院里还能看到两件象牙编织的扇子实物。面对这些宽度不足0.1厘米的象牙细丝，后人只能在橱窗外遥想、惊叹当年巧匠们的娴熟技艺和绝妙构思了。

　　端砚，当仁不让的群砚之首

　　砚台，堪称古代文人墨客案头上的一道独特风景。产于端州(今广东肇庆)的端砚，因易发墨、不损毫及储水不易干等诸多优点，当仁不让地被推为群砚之首。实际上，端砚除具有器物的实用性之外，它还是一件绝妙的艺术品。

　　丁蕾提到，评判一方端砚品质如何，“主要是看石材、工艺和铭刻”。石材包含质地和花纹，广东著名的蕉叶

　　白、冰纹、鱼脑冻等，均是端砚的名贵石品。铭刻则是文人墨客的题字。至于工艺“指的就是雕刻工艺”，方寸之间成了手工艺人争奇斗巧之地。大约在明代，我国的端砚雕刻艺术开始形成地区风格。至清代形成流派特色，出现粤派、徽派和苏派三大流派。和其他流派相比较，丁蕾认为粤派的端砚雕刻自有它的鲜明特色。“主要体现在雕刻题材上”，当地常见的芭蕉叶、螃蟹、海水纹等，常被灵巧的手工艺人刻入砚台中。本次来闽展出的十余方砚台中，既有别致的葫芦、瓜果等造型，更有在雕刻上花尽心思的巧作，游客不妨到省博亲自领会一番。

　　除前述的牙雕、端砚之外，本次来闽展出的手工艺珍品还有不少看头。以粤绣为例，它是我国四大名绣之一。除以丝、绒等为线外，奇思妙想的广东巧匠们还喜好以孔雀羽毛捻缕或马尾毛缠绒作线，尤为别致。实际上，展品中这种花费心思的巧作还有不少。一把19世纪的“加官进爵图”象牙双面扇，除了扇骨以象牙精心雕镂而成，扇面也大有讲究。在丁蕾的指点下，我们才发现扇面上彩绘的几大官宦形象，其面部均以指甲盖大小的象牙片贴成。“包括人物身上的衣物，并非颜料绘制，而是以各色丝线一一拼贴而成”，精致得有点太过讲究。

　　而随着海上贸易的繁荣以及受西方进出口商品的影响，广东地区也出现了中西交融的手工艺品。本次来闽的展品中，便有几幅色彩明丽、造型别致的蚀刻玻璃。制作时，匠人须用细细的针尖在玻璃上刻绘图案纹饰，其精致程度可见一斑。

　　传统手工艺的一声叹息

　　“明清两代540多年是广东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发展时期。”谈及此，丁蕾坦言，广东的工艺美术亦随之起落——明代快速发展，清代中期达到繁盛，清代晚期开始转型并逐渐走向衰落。

　　“明代商品经济发展，广东墟市和城镇随之兴起。”丁蕾介绍，在大兴土木热潮下，木雕、石雕、砖雕等建筑装饰工艺日渐精进。进入清代后，国内消费水平提高，尤其是乾隆时期国力昌盛、社会稳定，人们不仅仅关注温饱问题，“更开始关注艺术品等非物质上的内容”。这时候，端砚和瓷器等实用品向艺术品转变，端砚更在乾隆时代迎来了它的鼎盛期。而海上贸易的繁荣又促进了外销陶瓷、丝织等手工业工艺水平的提高。

　　“明清时期广东境内生产和制作的传统工艺品异常丰富”，丁蕾介绍，粗略统计约有150种以上。本次来闽展出的珍品涵盖端砚、玻璃器、广彩、外销扇等十余个领域，但仍只是广东工艺美术成就的“冰山一角”。

　　随着时代的演变，《天工开物》里塑造的“百工百艺”时代已宿命式地渐行渐远。传统工艺在便利的近代流水线面前，逐渐退居幕后，隐忍地发出一声叹息。丁蕾认为，传统工艺的日渐式微实际上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生活习惯、居住方式和建筑材料的改变”，明代时这些促进砖雕、广式家具、蚀刻玻璃工艺发展的因素不复存在，这些曾经风光一时的工艺品也随之日薄西山。而如牙雕等受原材料的制约，这一行业也无奈地逐渐没落。

　　稍可安慰的是，这个时代并没有吞没传统工艺的生存机会。丁蕾透露，以端砚为例，根据2011年底的统计，端砚占全国砚台产销量的70%，处绝对领先地位。目前肇庆拥有国家级端砚大师19人，制作时“仍以家族传承、师徒传承模式为主”。更难得的是，工艺大师大多仍依古法，手工雕制端砚。

　　只是，端砚在这个时代似乎更多地成了安放橱窗、供往来客人赏玩的艺术品，它盛放笔墨的实用性倒逐渐被世人遗忘。这，会不会是另一种遗憾？（记者 刘云鹏/文 刘兴/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