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一真：风雨雷电中的“一根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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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10月1日，叶剑英的国庆讲话表明了党中央坚决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完成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决心。江一真根据中央指示和河北干部群众的要求，毫不避讳地当面向省委主要领导建议，要用叶剑英国庆讲话精神统一对河北“文革”十年的认识，在全省开展批极左、批派性，进一步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但省委主要领导听不进去，说“不能以叶帅国庆讲话套河北”。

　　省委主要领导先是“不合作”，继而召开常委会无理围攻江一真。有些人反复向中央写信告状，攻击江一真破坏省委团结、不维护第一书记形象、借平反冤假错案来提高个人威信云云。有人还亲自来京找中央领导，提出将江一真调离河北的要求。

　　江一真不得不向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等领导人写信，或当面汇报澄清事实，并提出，如果中央还要自己留冀工作，那就有必要调走几位宗派思想严重、贯彻执行三中全会决议不力甚至有意阻挠的省委领导。邓小平对江一真的表现和正气看在眼里，指示：江一真不能走，调开河北几位省委领导。叶剑英和胡耀邦也支持江一真。叶剑英还扶病当面听取了江一真的汇报，嘱他要好好休息，注意斗争的灵活性。

　　在商定河北省委人事安排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胡耀邦提议江一真接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当初派江一真下河北，中央即有此意。中央领导在找河北省委主要领导谈话时，河北主要领导坚决反对江一真接任第一书记，并以此作为自己离冀的条件之一。中央有的领导为安定团结大局，建议派国务院秘书长金明赴冀担任省委第一书记，江一真仍任第二书记，同时调李尔重担任省长。不料，中央在调动河北干部时，出现了一些风波。省委某常委的妻子闻讯丈夫要调走，大哭大闹，还吃了大量安眠药以示抗争。中央领导受了一些老同志的影响，也就心软了，说那就算了吧，不要再动了。这样，另外两位原拟他调的省委书记及其他常委也就原地不动了。如此这般，给河北的拨乱反正工作留下了后患。

　　中央定下河北省委新的核心领导后，专门召集金明、江一真、李尔重开了个小型座谈会。胡耀邦说，你们三个人的资格都很老，都可以做省委第一书记，但第一书记只有一个，希望你们能精诚团结，共同把河北的工作做好，当务之急是尽快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这是关系到党心、民心的大事，促进“四化”的大事。

　　让江一真意外的是，“三驾马车”对问题的不同认识，把他逼在了新的夹缝里。甚至他的一些活动被人盯梢，有人还安装了窃听电话。但即使在这样的夹缝中，江一真仍不改初衷，在为平反冤假错案等工作尽力的同时，还腾出大量时间和精力，为河北的经济建设描绘蓝图。

　　1982年6月，“三驾马车”被调出河北。此前，邓小平已了解情况，对江一真在河北的功绩是肯定的，他当天就作了批示：看来，金明、李尔重同志是原则问题，江一真同志是方法问题。即使三个人都调离河北，也不能各打五十大板，要区别对待。虽有邓小平批示，但中央一些领导在搞平衡的思想指导下，江一真并没有受到区别对待。

　　消息传出，河北广大干部群众为之震动，不少人为江一真抱不平，为河北惋惜。7月13日，中央书记处同意河北新班子的汇报要点，并议定：召开河北省党代会，选出河北省出席党的十二大代表，金明、江一真、李尔重均作为候选人，仍放河北选举。选举结果，“三驾马车”中唯独江一真当选，支持率近90%，在所有党代表中名列第一。民意由此可见。

　　江一真来时，河北正是最困难之时，他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走时，河北各条战线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政治局势也开始往好的方向发展。而匪夷所思的是，在江一真调离河北后，这块已然复苏的土地又开始出现一些民怨，一些已经平反的冤假错案重起波澜。就拿受叶剑英、胡耀邦关注，并在江一真具体关心下落实政策的杨凤鸣来说，担任衡水地委副书记后干得有声有色，却被省委新班子连降三级，发配到大曹庄农场当副场长。直到河北省委书记再度易人，才重获“平反”，安置了一个正县级。在此期间，一些在江一真身边工作过的人员也受到无理整治。

　　江一真离开了河北，却留下如潮好评、不尽思念。曾任国家渔业部部长的肖鹏说：“江一真这个人一生都没有私心杂念，大公无私，言行举止有的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作风……如果他不这么快离开，河北的工作会好得多，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都会调动起来。”

　　胡耀邦对江一真也是有感情的，但他说：“河北问题确有个照顾派性问题，我也没有办法，只好这样处理，但党和人民是不会抛弃一真同志的，公道自在人心。”

　　“后事先安排”

　　1982年9月，江一真在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为中顾委委员，依旧坦率发表见解。有次谈及“文革”失误，他指出：对党的过失、对民族的灾难不能正视，不去总结和接受教训，而是采取回避态度，这是自欺欺人的；一个害怕正视过去失误、不愿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政党，必然还要造成新的悲剧，我们的党和民族要深以为戒。这段话在许多人心中引起强烈共鸣。

　　1982年秋，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丕显、习仲勋希望江一真在适当时候回闽调查了解情况，帮助抓抓落实干部政策工作。通过深入调研，江一真几易其稿上呈的落实地下党政策调查报告，获胡耀邦高度赞赏和批示。批示转到福建省委后，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和省委许多同志都感到胡耀邦的批示真是“密密麻麻，大快人心！”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看后也十分动容，建议中央转发胡耀邦的批示和江一真的报告。这样，福建遗留多年的地下党问题终于得到正确处理。

　　1991年，江一真得知身患肺癌后，亲笔写了个“后事先安排”：

　　建议北京医院坚决地采取最有效的办法，对我实行安乐死。以减少本人的痛苦，减轻亲人的负担，节省国家的开支；为这项进步的社会改革事业的倡导做点实事。

　　按照从简的要求来料理我的后事，不搞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不邀请京外亲友来参与后事等，以移风易俗。

　　请将我的遗体交公，供给医学界的科、教、医选用，以造福人民。

　　这份遗嘱，连同感人的内容，是江一真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佳话。只是，给无数干部群众落实过政策的江一真，却没有人为他落实“安乐死”的愿望。1994年3月24日，江一真在北京医院病逝。第二天，时任中共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以个人名义拍去唁电：“惊悉老领导江一真同志因病去世，悲痛万分，谨致电表示沉痛哀悼。江伯伯的高尚人格和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的精神永远让人怀念。祈望江伯伯家属节哀保重。”

　　如今，江一真已逝世近20年，追思之余，更需反思——他那“一根筋”讲真话、办实事、为人民不怕丢乌纱的精神，是不是已离我们越来越远？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7期 作者钟兆云 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