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新书回忆童年：最好奇生命本身

　　在《推拿》之后，作家毕飞宇回过头写起了自己的年少时光，推出个人第一部非虚构作品《苏北少年“堂吉诃德”》。少年时代随着父母的脚步变迁，他曾经度过一段又一段没有根的漂泊生活，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在物质贫瘠的时代，孩子们有着自己的乐趣和幸福。那是一段生活在特殊时代有着特殊记忆的童年时光，毕飞宇把它们重新记录下，他力求尽可能的诚实不花哨，希望给下一代的人们留下一个自己的生活模版，他也期待知道年轻的孩子们如何看待父辈们的这一段历史。

　　1 谈书名

　　向塞万提斯致敬

　　新京报：这个书名是你自己起的？

　　毕飞宇：是这本书的策划陈丰起的，在书里其中有一章写盐碱地的时候提到我骑牛的一段，写到了“堂吉诃德”，陈丰就说这四个字必须得有，然后“苏北少年”这四个字也必须得有。我个人觉得这个题目非常好，只是作为书名偏长了一点。

　　新京报：你觉得自己12岁之前的生活和堂吉诃德相似度高吗？

　　毕飞宇：不高，我个人认为把这八个字拉过来，有拉大旗作虎皮的嫌疑。虽然不是完全契合，但不能说这个少年内心堂吉诃德的成分一点没有，我骨子里面是在向塞万提斯致敬。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伟大的作家，塞万提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曹雪芹……他们实伟大，他们塑造的人真的可以涵盖人类各种类型的基本情感。等我知道了堂吉诃德这个人，再回望童年这些荒唐举动，发现堂吉诃德其实是全人类精神里的一个点。

　　新京报：很多人会觉得堂吉诃德终究是一场空啊。

　　毕飞宇：人类一定是这样，有几个人可以幸福地离开呢？

　　2 谈儿子

　　这一代人从开始谈话起，就是没有表情的

　　新京报：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你也涉及了一些曾经做过的让你觉得内疚的事情，可以说是一次非常诚实的写作。

　　毕飞宇：这是一套丛书，在陈丰约稿的时候就说，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文革”中过来，随着时代变迁，今天孩子们的模式已经完全不同了。“文革”期间的童年和少年时光不应该被遗忘，应该作为模版留给今天的孩子，模版你就不能假。我要保证这本书的表情要质朴，不要太花哨，我尽可能说实话。

　　新京报：你觉得自己留下的这个模版，今天的孩子接受度如何？

　　毕飞宇：这个是下一步我要做的，我想找一帮孩子们，听听他们怎么说。我的目的不在于听他们对这本书的评价，通过这本书去了解他们。就像打斯诺克，你想打左边的球，但会把母球往右边打，通过反弹构成关系。我特别渴望这本书成为斯诺克的框，我想知道今天的孩子们最后的球打到哪里去。

　　新京报：儿子对这本书的想法知道了吗？

　　毕飞宇：儿子现在所有精力都放在英语上，没有任何闲暇读我的书。

　　新京报：那你觉得他对你书里提到的自然有兴趣么？

　　毕飞宇：不敏感，有一次我跟儿子一起散步，我说“下面往南拐。”我儿子特别惊讶，他说“老爸，你也没带机器，你怎么知道那个地方叫南？”我听到这个话特别心酸，对于一个乡下长大的孩子，两只脚在地上，太阳在天上，从东边出来在西边滚下去，月亮从东边出来从西边滚下去，东南西北这是一个跟我们的身体、感知密切相关的东西。但是对儿子来讲，他和大自然没有任何关系，在他看来，他的老爸知道这个问题是一个神奇的力量支撑。

　　新京报：他说的是机器，说明他的生活里遍布各种机器。

　　毕飞宇：对他们来讲，如果面对的是机器这样的实物倒也罢了，他们现在面对的更多的不是机器、实物，是数字化的世界。我永远面对的是物质世界，好像我特别形而下，儿子特别形而上。他的感觉就是我out了。但是我好好的是世界里的一个人，我怎么就out了？这没有逻辑。难道将来有一天我们会生活在数字里面吗？所以现代科技到底让我们人类处于什么样的窘境，真是不敢去想它，想到最后我觉得人会疯了。小时候我总会想，死了会到哪儿，这个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现在要想的是，我们现在活在哪儿？我有一个假设，如果把我儿子送回我生活过的村庄，把电脑、网络、手机掐掉，他还能不能生活？他和朋友之间的交流都是在网络上进行，这一代人从他们开始谈话那天起，就是没有表情的。我特别怕上电视，好几次上电视，身边站着的一个美女都让我看镜头。每当我面对镜头，我就顿住了。

　　3 谈童年

　　死人、杀猪和手艺人

　　新京报：书的第四章谈的是各种手艺人，你说这一章可能有些人觉得很无趣可以跳过去，但是10年后读者会回来继续把这章看完？

　　毕飞宇：这是根据我的阅读体会，我担心今天的年轻人看不下去，里面都是一个一个说明文，介绍人家如何劳动，我年轻时读小说我会跳过去。但是人会长大的，一些年轻时读不下去的东西，换个年纪就会完全不同。我大学四年没读过《红楼梦》，我读不进去，但过了30岁回过头看，再也没丢下。一本书40岁之前读和40之后读是两本书。我特别想把小时候亲眼目睹的手艺人劳作画面，再记录下来，可能行文枯燥，但是我写得津津有味。

　　新京报：我相信那个看的过程是非常有趣的。

　　毕飞宇：我喜欢看这些东西，昨天在北京的路上我看见有人在炒葵花籽，我特别想停下来，如果是在南京，我最起码呆个把小时，给他根烟，跟他聊聊天，我对这个过程特别感兴趣。我特别喜欢那种在认知范围里面的劳动。我当年买了第一台电脑，我回家第一件事是把它们拆开，但拆开后我发现这些不在我认知范围里面，一下子就没兴趣了。手工劳动在我认知范围里，一棵我爬过的树如何被砍掉，如何变成木头，然后又变成新郎官的桌子和床，这些我有完整的记忆，这个过程要好几年。

　　新京报：除了手艺，你也写到了很多和杀猪有关的过程。

　　毕飞宇：我的童年时光有三样东西看得最多，一个是死人，第二个是杀猪，第三个就是手艺人。村子周围每年死一些人，有时候我们听到哪个人快不行了，就亲眼跑过去看着他断气，完全是好奇心。我看过许多人的最后时刻，不是电影里面那样头一歪，而是会听到很奇怪的一个声音，人就没有了。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我最好奇的还是生命本身。村子里面有个传说，人死之后魂会有股烟，从鼻孔飘出去，我们就总想看到这个画面，但从来没有看到过。还有人死之后第二天，人们会把死者的枕头扔到房子上，因为说人走了还要再回来，魂不认路，但是认识自己的枕头。

　　4 谈死亡

　　没必要弄得那么可笑

　　新京报：你刚才说影视剧里的死亡是不真实的，你书里也提到，中国有一种恶性文化，就是抒情综合征。

　　毕飞宇：我非常不喜欢，我最受不了中国电影里人的分离，一定是一个人站在门口，分离的人走出去3、5步，缓缓转身，回头，热泪盈眶。有的时候艺术进入人类生活之后帮助人类但是也伤害了人类，让人的情感变得不再本真。我长大以后，看中国艺术作品对死亡处理，和我们乡下人对死亡处理区别特别大。我们实际在处理死亡的时候更……

　　新京报：节制？

　　毕飞宇：节制，没有夸张的愿望，这个我特别喜欢。我长大后读到苏格拉底的一句话——男人应当平静地死去。面对死亡的时候你得学会平静，没必要弄得那么可笑。古埃及是特别可笑的文明，所有人都在为一个人的死亡做准备。我在埃及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世界上最可笑的事情就是那种集权制。那么多人的智慧才华，都在为一个人登基和死亡服务，这种文化内部是有问题的。特洛伊战争里面有许多对死亡的描述，情感简洁深沉，很动人。这本书关于死亡的描写少了一点，死亡既是文学命题也是美学命题，死亡极其重要。

　　新京报：这本书在12岁那年收了尾，你说那是你生命里最丑陋的一年，为什么选择在12岁时收尾？

　　毕飞宇：潜意识在起作用，少年真的不该在12岁结束，可是我莫名其妙在12岁那一年停下来了，所以潜意识真的很重要，让我不知不觉进入另一种书写的模式。也挺好，虽然不是我的本意，但是当别人这么认为的时候，我认为合理并且愿意接受的。

　　“古埃及是特别可笑的文明，所有人都在为一个人的死亡做准备。那么多人的智慧才华，都在为一个人登基和死亡服务，这种文化内部是有问题的。”

　　记者 姜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