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谈萧红：她是用文字绘画的好作家

　　将20多位中国作家的40多部作品翻译成英文；莫言获得“诺奖”，他功不可没。著名汉学家葛浩文来沈讲学——

　　美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葛浩文日前应邀来到沈阳师范大学，参加“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学术研讨会。研讨会结束后，在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史国强教授的引荐之下，本报记者采访了葛浩文。眼前这位年逾古稀的老者面容清瘦，温文尔雅，戴一副黑框眼镜。正是这位老人，将毕生的精力投入到中国文学翻译中，通过他的译作，外国读者得以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葛浩文已将20多位中国著名作家的40多部作品翻译成英文，这些作家包括萧红、杨绛、白先勇、冯骥才、莫言、贾平凹、王朔、苏童、毕飞宇、阿来等。

　　采访中，葛浩文不仅谈及与中国作家萧红、莫言的渊源，谈到他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评价，分析了中国当代文学存在的问题，还表达了对当前文学翻译的看法。

　　我对中国文学的了解是从萧红开始的，她是用文字绘画的好作家

　　葛浩文的汉语普通话讲得非常标准，谈到自己的汉语天赋，葛浩文说：“我有一双好耳朵，能够区分复杂的汉字发音。 ”不仅汉语说得好，葛浩文对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同样造诣深厚。他告诉记者：“在中国最让我魂牵梦萦的地方就是东北，因为那是作家萧红出生和成长的地方。 ”为研究萧红作品，葛浩文曾于1980年到哈尔滨生活了一年。

　　葛浩文曾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中国文学。他的博士导师是柳亚子之子、旅美散文家柳无忌。学习期间，柳无忌曾向葛浩文提及中国作家萧红、萧军，以及他们坎坷的经历。葛浩文于是从图书馆找来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读了起来，那是他读的第一本中国小说。随后他开始阅读萧红的作品 《呼兰河传》、《生死场》等，产生了浓厚兴趣。 1974年，葛浩文以萧红为研究对象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 5年后，他以这篇论文为基础所著的《萧红评传》在港台地区出版。后来，葛浩文为了继续研究萧红其人其文，远赴黑龙江生活。

　　葛浩文告诉记者，“如果说，是萧红把我领进了中国文学翻译的大门也不为过。我对中国文学的了解从萧红开始。 ”葛浩文对于萧红作品的评价观点独特，他认为萧红是一个好“画家”，她的文字简单朴素，不华丽，但阅读她的作品仿佛身临其境，闭着眼睛就能看到她笔下描绘的那个地方，她是用文字绘画的好作家。

　　我为莫言感到骄傲，不是因为他获“诺奖”，是为我在20多年前就发现了他这样的优秀作家而骄傲

　　除了萧红之外，葛浩文翻译作品最多的中国作家当数莫言，他已将其10多部作品介绍给西方读者。很多评论家认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葛浩文功不可没。在此之前，他已经把好几位中国作家送上国际文学界的领奖台，比如姜戎、苏童、毕飞宇等。将中国当代小说推荐给世界，葛浩文不遗余力。谈及此，葛浩文谦虚地表示，其实自己谈不上什么功劳，还是中国作家作品本身的魅力征服了外国读者。

　　1988年，葛浩文看到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感觉很震撼，于是给莫言写信，希望获得翻译版权。莫言对葛浩文的翻译水准充分信任，对葛浩文说：“我不懂英语，交给你翻译，那已经不是我的小说了，是你的。”当记者问及最欣赏莫言的哪部作品时，葛浩文想了想回答：“这个不好说。我认为莫言最有影响力的小说还是《红高粱》，最有代表性的小说则是《生死疲劳》。不过，我觉得《酒国》也很好。 ”葛浩文认为，莫言在创作风格上属于现实主义作家，以历史题材小说见长。莫言无论写哪个时期的题材，拿捏历史的角度都能做到得心应手，总是尽力去探求汉语表达的极致，并且擅长调动各种感官。葛浩文说：“莫言总是能将民间传奇、奇异的动物形象和各种充满想象力的叙述技巧与历史结合起来，创作出与众不同的文学作品，主题诱人，人物形象逼真。”他说：“当初翻译莫言作品时，莫言还没像现在这么出名，而我也只是有个中国名字的美国学者，但是我和莫言彼此欣赏。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有点小骄傲，并非为我翻译得好而骄傲，而是为我在20多年前就发现了他这样的优秀作家而骄傲。 ”

　　翻译并无一定之规，原著是我的 “指南针”，我不能用固定的方式去翻译那么多不同风格的作品

　　谈到文学翻译的关键，葛浩文说：“我认为，文学翻译还是要忠实于原著，即使是作品中的细节也要忠实于原著，忠实于作者想要表达的微妙心思。我翻译毕飞宇的《青衣》，我们两人电子邮件里交流的文字加起来，比整部小说的字数还多。翻译莫言的《蛙》时，我们对书名究竟用单数还是复数讨论了很久，最后决定用复数。我曾问莫言，小说前面说‘黑眼珠’，后面说‘蓝眼珠’，这是怎么回事？他回复说：是笔误。再比如说，莫言小说里的人名很多都是用器官做名字，比如：王肝、李手，翻译时是用LiHand，还是LiShou？我最后还是用了音译，但是挪威版就是直接翻译成器官的名字。 ”

　　翻译中，葛浩文非常注重对小说所处的文化、社会及历史背景的把握。在翻译姜戎的《狼图腾》时，书中有许多蒙古族语言词汇，他就找到一位中国蒙古族留学生帮忙。当然，忠实于原著不等于拘泥于形式，在翻译刘震云的《手机》时，葛浩文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小说场景始于30年前，然后跳跃到当代，接着又闪回到30年前。葛浩文告诉刘震云，如果照这种顺序翻译，看过40页后，美国读者通常就不会往下看了。葛浩文建议把开场设在当代，然后再展开回忆。这个建议得到了作者的同意。葛浩文认为，这样做并没有改变作品的质量，改变的只是它的销量。

　　在葛浩文眼里，翻译并无一定之规，也没有直译或者意译的理论。葛浩文说：“原著是我的‘指南针’，我肯定会跟着它的方向走。但我翻译每一部作品的方式方法都不一样，我不能用固定的方式去翻译那么多不同风格的作品。 ”被问及哪位中国作家的作品最难翻译，葛浩文回答说：“莫言的作品不太难翻译，尽管他会用很多方言。苏童的作品写得很细腻，但也不难翻译。姜戎的作品富有哲理，他的作品也比较好译。我觉得毕飞宇的作品最难翻译，薄薄的一册，里面都是很微妙、很谨慎的用词。 ”

　　谈到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作家门罗，葛浩文称他一点也不意外。葛浩文说：“在门罗女士获奖的前一天，我们还在谈论她有可能获奖，第二天她就真的得奖了。 ”葛浩文本人及夫人都是门罗的忠实读者，葛浩文认为门罗获奖也是短篇小说创作的胜利。一些作家出于经济利益考虑，重长篇小说，轻短篇小说，可事实证明，短篇小说创作完全可以取得辉煌的成绩。葛浩文还向记者推荐了门罗的《逃离》。葛浩文表示：“她的书好看的太多了，她的短篇小说字字珠玑。 ”

　　中国文学创作应取得作者表达需求与读者阅读需求的平衡，中国优秀的作家和作品非常多，但被推介出去的比较少

　　谈到中国文学目前存在的问题，葛浩文称，作家写作必然要从心灵出发，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但无视读者的阅读需求也不行。如何取得二者之间的平衡，是作家才能的体现。中国文学创作应取得作者表达需求与读者阅读需求的平衡。此外，葛浩文认为，中国当代作家普遍有历史情怀，偏重历史小说创作，但对当下的生活把握不足，尤其是人物刻画得比较浅，没有抵达心灵层面，虽然这一现象已有所改变。

　　在葛浩文看来，中国作家一是注重历史，显然历史对中国作家来说太重要了；第二是故乡，很多作家的作品一定要写故乡。葛浩文认为，目前中国文学创作的题材与风格呈现出多样化趋势，但一些类型小说存在跟风创作的现象，比如魔幻小说，似乎在跟着拉美走。葛浩文说：“我认为写作技巧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作家要找到自己的视角。”

　　葛浩文告诉记者，目前他正在翻译刘震云的两本书《我不是潘金莲》和《我叫刘跃进》。还有王安忆的长篇小说《富萍》尚未翻译完成。他真诚地希望，通过自己的翻译工作，能够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助一臂之力。

　　葛浩文坦言，中国优秀的作家和作品非常多，但被推介出去的比较少。中国仍有大量的好作品没有被翻译成外语，没能让世界读者了解。对此，葛浩文表示，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年轻翻译加入到翻译中国文学的队伍中来。

　　□本报记者/王臻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