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个为什么》与一个国家的国民塑造

　　见习记者郑汝可

　　“爱提问，不爱死记硬背，爱山川湖海，也爱猴子青蛙，我爱科学，我回答你最好奇的，我不是山寨，我是第六版《十万个为什么》。”

　　不久前，《十万个为什么》(下文简称“十万”)精装本发布，定价高达980元，引发关注。据悉，平装本预计明年上半年出版，内容和精装本一样。出版方还会出一些面向西部地区的普及本，以及零散的分册。

　　从1961年到2013年，6个版本的《十万》累计发行超过1亿册。它是国内第一套普及版的百科全书，也是国内最畅销的科普读物，被誉为“科学家启蒙读物”。

　　《十万》出版这52年来，中国历经跌宕起伏，走过坎坷道路。在不同历史阶段，一个国家如何定义和看待科学，如何面对时代风云与科学精神的碰撞，又是如何通过普及科学知识，来建立和塑造国民的科学观念以及现代观念？某种意义上，《十万》的编撰与出版史，是一个观察的窗口。

　　小孩子问出最前沿问题

　　院士也不能提供标准答案

　　在征集孩子们关心的问题过程中，一些变化也让编辑们吃惊。

　　第一版征集来的问题，主要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比如“天为什么下雨”、“墨水滴到水里为什么会散开”、“饺子熟了为什么会浮起来”等。

　　洪星范说，现在的孩子，兴趣和知识面发生了很大变化，新问题层出不穷。1999年的时候，有小读者问“什么是DVD”，现在孩子们对3D打印更感兴趣：3D打印能不能打印出飞机，打印出来的飞机能不能飞……

　　在第六版的编辑过程中，编辑部从2011年4月到2012年5月，收集到来自孩子们的3万多个问题。被问频率最高的问题，是“2012年是世界末日吗”，其次还有“地球毁灭了，我们应该去哪里”、“人失忆时的记忆到哪里去了”。

　　为了回答这些“古怪精灵”的问题，第六版《十万》请来了百余位两院院士担任编委。

　　洪星范介绍，新版《十万》中，通常的回答模式是：“概括、描述现象，然后回答原因，目前有几种说法……但究竟哪一种是对的，目前尚无一致意见……”

　　“孩子们的问题很有分量，常常连院士都被难住。”洪星范说，有的小朋友问，“梦是彩色的吗？”有位专门研究脑科学的院士就说，这是相关领域最前沿的问题，自己一下子也不知道怎么去解答。

　　洪星范说，小朋友常觉得科学家无所不知，但实际上科学家也有不知道的，也有不同意见——质疑本身是科学精神的核心之一。

　　“能够激发起孩子们的兴趣和好奇心，才真正重要。”叶永烈说，《十万》从不提供标准答案，因为好问题比答案更重要。

　　从苏联“借来”书名

　　两三年间风靡全国

　　1959年，“大跃进”刚结束，作为全国仅有的两家专业少儿出版社之一，少年儿童出版社决心出版一个真正有品质的读物，作为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献礼，也希望传世。

　　给书起个怎样的名字让编辑们犯了难。当时编辑们想出了20多个书名，写在少年儿童出版社第三编辑室的黑板上。最后，受《科学画报》上“为什么”栏目和苏联科普作家米·伊林《十万个为什么》的启示，这套书被命名为《十万个为什么》。

　　“为什么要用水来洗”、“为什么衣服会使人暖和”，叶永烈说，伊林生动活泼的科普写作手法，后来在《十万》中被沿袭。

　　科普作家叶永烈是唯一一位参与6个版本《十万》编写的作者。第一版《十万》，947个“为什么”，叶永烈写了326个。当时，他年仅20岁，是北京大学化学系一名大三学生。

　　1961年，丛书出版，首版印数只有550万册。次年，事情发生了转机。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在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上建议，给每位共青团中央委员发一套《十万》。胡耀邦说：“每个人要从中学点知识。”

　　对于胡耀邦的这次讲话，叶永烈至今印象深刻，“两三年间，《十万》开始在全国风靡。”

　　叶永烈说，在最早关注《十万》的人中，还有著名科学家钱学森。

　　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曾回忆，当时他在北京上中学，爷爷托人从上海买到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正值暑假，钱学森规定钱永刚每天必须看40页，并对他说，“看不懂就问我”。

　　“高射炮是怎样打飞机的”

　　问题具有时代印记

　　第一版《十万》是小巧的36开本，封面被分割成小块，象征着一块块砖石搭建起科学的大厦。在书中，常能看见带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印记的问题：“为什么棒冰会冒气”、“搪瓷的缸子为什么不能在火上烧”、“种过牛痘以后为什么很痒”。

　　1964年第二版，“为什么”的数量达到了2000多个。审稿人名单上，出现了李四光、竺可桢、华罗庚、茅以升、苏步青等著名科学家的名字。

　　然而两年后，《十万》被打成了“封、资、修毒草”，书中写“太阳为什么有黑子”，被指责为：“恶毒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

　　为适应当时“形势”，1970年第三版，冠名为“工农兵读物”出版。在这个版本的《十万》中，棒冰的问题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高射炮是怎样打飞机的”、“怎样发现敌人使用了细菌武器”。“地主是怎样利用高利贷残酷剥削农民的”，作为一个数学问题被收入。书中的回答，开头几乎都要引用毛泽东语录或马恩著作。

　　尽管如此，叶永烈仍认为第三版《十万》的意义不可忽视。他提到，在那个书荒的岁月里，这套大型知识读物还是成了许多渴求知识的青少年的精神食粮。8年时间，第三版《十万》发行多达3700万册。

　　时代在进步，许多“新知”变成了“常识”。

　　“1999年《十万》推出第五版，当时很多人询问液晶究竟是固体还是液体。但在1980年的第四版中，这样的问题就不会出现。”叶永烈说，第六版刚刚收入的“虚拟现实”、“3D打印机”等概念，“也许在下一版中也会被淘汰。”

　　少年儿童出版社负责第六版《十万》项目，其副总编辑洪星范提到，一些永恒的科学问题仍然存在，只是随时代发展有了更新的说法。

　　链接

　　除了《十万个为什么》，还有一些出版物，也致力于形成国民的基本知识结构，体现出培养现代国民的国家意图。

　　新华字典：新中国出版的字典

　　新华字典，顾名思义，就是新中国出版的字典。《新华字典》是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字典，从1953年开始出版，经过反复修订。原由新华辞书社编写，1956年并入中科院语言研究所(现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新华字典》现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历经几代、上百名专家学者10余次大规模的修订，重印200多次，成为迄今为止世界出版史上最高发行量的字典。《新华字典》第十一版于2011年7月出版发行。

　　辞海：毛泽东提议修订

　　《辞海》是以字带词，兼有字典、语文词典和百科词典功能的大型综合性辞典。1915年，中华书局开始编纂《辞海》，1936年初版于上海。从1936年到1949年的14年间，《辞海》的各种版本销量累计超过100万部。

　　1957年秋，毛泽东接受《辞海》主编人之一舒新城的倡议，决定修订《辞海》，并把这项任务交给上海。1959年夏成立辞海编辑委员会，1965年公开发行。

　　根据上海辞书出版社统计推算，《辞海》在1949——2009年间总销量超过600万部。2009版《辞海》由夏征农、陈至立担任主编。其篇幅较第五版略增，总字数约2200万字，比1999年第五版增加约10%。

　　现代汉语词典：国家立项

　　《现代汉语词典》是中国首部权威的现代汉语规范型词典，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纂。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丁声树曾先后主持工作，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词典1956年由国家立项，1958年6月正式开编，1978年正式发行第一版，至2012年先后共发行六版。曾获国家图书奖、国家辞书奖等，在海内外享有盛誉。

　　《现代汉语词典》总结了20世纪以来中国白话文运动的成果，第一次以词典的形式结束了汉语长期以来书面语和口语分离的局面，第一次对现代汉语进行了全面规范。它的两任主编吕叔湘先生和丁声树先生均为享誉中外的语言学家。

　　守护好奇心

　　见习记者郑汝可

　　1897年，美国一位8岁的小朋友写信给《纽约太阳报》，询问“圣诞老人真的存在吗？”记者编辑们回复：“我们不能只相信眼睛看见的东西，不能用眼睛来怀疑心灵，因为人间最美的那些东西，或许我们看不见，却一一藏在我们的心中。”

　　这篇文章一直令我动容。编辑部的大人们没有忽视这封字迹稚拙的信，反而认认真真的写了一篇答复，守护了一个孩子的好奇心。

　　我是《十万》的“粉丝”，这套书是我小学时的床头读物。当时我最喜欢看的是自然分册。“恐龙为什么会灭绝”、“小鸟为什么能够站在电线杆上”……这些问题都令我困惑且着迷。

　　叶永烈老师回忆，当年20岁的他，想尽办法试图用趣味、活泼的方法，给小朋友们讲述教科书以外的科学知识。采访中，唯有一次他情绪略显激动，就是谈论“百度百科”。

　　他说，“百度百科”中错误百出，常常词条和图片都对不上号。而且，网友们缺乏版权意识，常常大段大段地抄袭他人的文字，也不注明。他很担忧，孩子们在这上面学知识可怎么行。

　　洪星范老师一边解答我的疑惑，一边不断地启发我：再多问几个为什么。他讲到，这次征集问题时，有个小朋友问，为什么把鸡晃来晃去的时候，鸡的头却能保持不动？虽然在大人看来，这不过是重力感应的作用，但对于孩子来说，这是一个需要解答的深刻问题。

　　访谈

　　见习记者郑汝可

　　网络无法替代《十万个为什么》

　　读+： 科学不断进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但我们离科学又似乎越来越远，被越来越高端复杂的科学知识“搞糊涂”了，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

　　叶永烈：科学走进千家万户，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比如早年，我们拍照片要用胶片，现在就直接用数码，可以在电脑上看。

　　对于科学的“远离”，并不是科学本身造成的，而是时代造成的。二三十年前，孩子们会说未来的理想是做科学家，现在很多孩子，却会说想当老板。

　　2000年，我到西安签售第五版的《十万》，当时是零下5摄氏度的气温，广场上还排着长长的队伍。今年，我再去西安签售时，人就少多了。

　　现在大家都忙着挣钱，很多人不愿意研究科学了。但我们还是要有长远的眼光，不应该整天想着房地产、股票，要拿出一点时间，让孩子从小爱上科学。

　　读+：在网络已经可以提供足够多“为什么”回答的年代，我们还需要《十万》吗？

　　叶永烈：“维基百科”、“百度知道”一类的网站，和《十万》的作用是不同的。《十万》不是一本工具书，不能用来查找答案，更多的是启发孩子们的好奇心。科学的特点就在于不断地发展变化，科学的意义不在于记忆标准答案。

　　无论是生动性、趣味性，还是准确性，网络都无法比肩《十万》。我并不反对百度百科，但是这样“草根式”的百度百科不可取，贻害无穷。

　　与国家形势同步

　　读+：《十万》的出版过程中，一些时代印记，是否会影响书中对科学知识的阐述？

　　叶永烈：《十万》的出版，一直与国家形势同步。比如1961年的第一版，原本是想作为“国庆十年献礼”；为迎接新世纪，1999年推出第五版。因为时代的特色，必然会产生特定历史时段中的问题，比如第一版中更多对于日常生活的关注，“文革”版中强调科学知识与生产相结合，第五、六版中，加入了很多新的科学前沿的问题。

　　读+：《十万》的历届版本中，有没有出现过错误的科学解释，给大家造成误解？

　　叶永烈：据我所知，错误基本是没有的。只是随着时代的进步，科学研究的深入，热点成为历史，被淘汰。比如第一版中，会关注敌敌畏打虫的问题，而最新一版中，这类问题便不会出现，关注的则是三聚氰胺一类的问题。

　　读+：哪一类读者反馈会让你非常感动？

　　叶永烈：《十万》再版时，很多编辑、专家都跟我说，“我们是看着《十万》长大的。”写第一版《十万》时，我才20岁，还是一个学生，但有的人看了这样一套书，最后成了院士。

　　还有第三版出版后，当时有读者来信，询问“银镜反应”的具体配方。我开始感到很奇怪，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时候，镜子还是限量供应，很多人买不到。一些农村读者，因为结婚要打大衣橱，便一遍又一遍来信找我要配方。

　　“用文学的语言说科普”

　　读+：第六版中，有百余位两院院士出任编委会委员，数十位中国第一流的科学家担纲分卷主编和副主编。众多院士的加盟，给《十万》带来了什么？

　　叶永烈：尽管新一版的《十万》中，请来了非常多的院士加盟，但作为一本少儿科普读物，《十万》并不走院士路线，仍是以科普作家为主。700余名作者队伍中，至少有20余位是来自科学松鼠会等组织的民间科普作家，他们文风活泼，富有趣味性。

　　在我看来，院士的加盟主要起到一个把关的作用，比如出版前审阅提纲，出版后审稿。科普作品的作者应该是杂家，而不一定是专家。

　　读+：我们一般认为，《十万》是针对小朋友的科普读物，但是，作为编者，你是否希望这套书成为老少咸宜的读物？

　　叶永烈：这么多年来，《十万》的读者对象一直很明确，即小学高年级到初中文化水平的人群。“文革”版的《十万》，把读者对象定义为成年人，因此在内容上也偏重生产技术性的成人科普。总体来说，《十万》主要是针对小读者的。但一本书写得好，写得具有趣味性，小孩能看懂，大人自然也会喜欢。

　　读+：《十万》经久不衰的奥秘在哪？

　　叶永烈：我觉得在于《十万》的趣味性，我们始终保持“用文学的语言说科普”。很多科学作品，强调科学的深度，比如霍金的《时间简史》，要大学物理系的水平才能看得懂。《十万》在尽量避免这一状况，更多的强调科学知识的趣味性、文学性和故事性。比如我写“隐身飞机”那一章，就是先从英国的《隐身人》小说写起，孩子们读着读着就被吸引，也就弄明白了“隐身飞机”是怎么一回事。

　　1979年3月12日叶永烈获中国科协、文化部授予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及一千元奖金本人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