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奇装异服”成笑谈 名妓将电灯挂胸前

　　唐人秦韬玉《贫女》诗说：“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衣妆趋时，古今一也。如果因此开展一场取缔奇装异服的政治运动，则未免过犹不及，遭到强烈的反弹。其实就服装说服装，当时的摩登装还真有很多可商榷之处。一是舶来品乱上身，因为，“在‘模仿’的情状之下，我们见到的所谓时装，常常是非常恶劣的东西。构制上既少美观，而质料与配色上尤多缺憾”。其次是只求最贵不求最好，“于是时装之为时装，殆仅仅为自炫其高贵而并不为一种爱美观念之表见矣”！(《申报》1933年9月23日苏凤《时装之美》)

　　而且，到底当下的时世妆是什么样，这才是个难题。其实当时著名的《申报》在1933年已发出了这样的信号：“衣服的入时，装饰的华丽，几乎为一个摩登女子的必需品。式样、颜色、图案，迅速不断地变迁，使人莫测，不知其来源，更不知其去处，爱好摩登的女子，只知流行什么，穿着用着什么，连自己也不知其所以然。”并引了法国人Vollaire对于时装的描述：“它是个永恒、陌生、绝丽的美女。它的趣味奇特，它的装饰狂乱。它的父亲就是无主见者，它的名字，就是时装。”然后哀叹道：“我们只得承认人类是时装的奴隶，时装因循着人类的偏见，是最无理最疯狂的新式花样的媒介物。”

　　其实到了后期，奇装异服不再是个性解放的代名词，而变成了人们调侃猎奇的谈资。1946年，《申报》在总结上海服饰发展的历史时，谈起早年的摩登装束，就是这个调调。说，“那时所谓时装，对于阔千金，影响尚少，而北里中却有许多奇衫怪状”，意思是当年的摩登时装，不过是娼妓的行头，充满贬抑之意。并举了两个例子，如“在裤的两旁，做着插袋，插袋下面，又有排须缨络，远远望去，仿佛‘老学究’腰间所挂的眼镜袋”；又如“一字襟坎背，本是旗人装饰，民国以后，也曾流行过一时，北里名花，更有一盏小电灯，缀在襟扣之上，预储干电池于怀中，启放时光彩四射，顾盼生姿”。这些当年的摩登，到此时就变得匪夷所思了。(《申报》1946年10月7日《上海妇女服装沧桑史》)

　　当然，有这种进步，美国人也帮忙不少。因为时人认为巴黎已经没落，妇女时装的中心也从此迁移到了纽约。巴黎的主要着眼点是悦目动人，纽约的则是切于实用。趋势是做到以服装的平民化为唯一目标，既美观，又实用，以破除只有少数几个有钱阶级妇女所能独享摩登的弊病。若真如此，问题解决了，敢情好。可惜没过几年，美帝国主义成了中国的头号敌人，“红色装束”之外，新的平民化时装潮流，都变成了奇装异服———当然，在美国鬼子看来，咱们的“红色”时装，才是旷代的奇装异服呢！(周松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