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民主德国最高领导昂纳克：1989年被开除出党

　　伴随着政治的危机和变迁，前民主德国最高领导人昂纳克在遭受下台、避难、引渡、入狱、癌症等一系列高强度、快节奏打击演绎而成的悲情晚年，既是他自身逻辑制约中的命运写照，也是东欧剧变及苏联解体背景下的独特缩影。

　　风云突变

　　1989年10月6日，戈尔巴乔夫在柏林参加民主德国成立40周年庆祝活动时称：“谁拖延改革，谁必将受到生活的惩罚。”几天后，民主德国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作为民主德国群众习惯所称的万德利茨“政府街区”的头号居住者，昂纳克从此再无宁日。享有整整60年党龄的他于1989年12月3日被开除出党，其罪名有“滥用职权”、“贪污腐化”等等。

　　1990年1月初，肾病复发的昂纳克在柏林广慈医院做了左肾肿瘤的切除手术。然而，昂纳克未及出院便被逮捕，在押时间一天半。此时的昂纳克，家遭查封，无家可归。一个福音教派的牧师收留了他。这期间，有关将昂纳克及其同党交付法院判决的呼声在尚未统一的德国日益强烈。

　　柏林的苏军医院为昂纳克提供了避难场所，他与夫人玛戈特总算有了一个相对稳定而又安全的住处。但是，好景不长。同年11月，柏林司法当局宣布关于逮捕昂纳克的决定。昂纳克夫妇于1991年3月乘坐苏联军用飞机秘密来到莫斯科。官方的说法是，昂纳克的健康状况发生恶化，有必要更好地进行医务护理。

　　引渡回德

　　德国统一后，昂纳克仍在苏联，这与国际法和苏德协议的原则发生矛盾。在这样的情况下，昂纳克仍然受到了戈尔巴乔夫的特殊庇护，成为苏联国家元首的“私客”。起初，昂纳克住在高尔克的政府别墅，后来又出现在“银色松林”别墅。他还到过苏联卫生部第四总局的索科尔医院治疗。他的住处严格保密，没有克格勃工作人员许可，任何人不得入内与其相见。就这样，昂纳克夫妇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

　　1991年5月，昂纳克接受记者采访并在电视上亮相，在德国引起轩然大波。一部分人愤怒地指责：原来昂纳克身体健康，而且没有任何“追悔”！德国开始对苏联施加更大的外交压力。

　　苏联内部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戈尔巴乔夫主张继续收留昂纳克，但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和司法部长尼·费奥多罗夫的态度则十分坚决：不惜任何代价让流亡者返回德国。1991年12月10日，俄罗斯政府终于向昂纳克宣布了3天内离境，否则将迫使其迁出的决议。次日，昂纳克出现在智利驻苏联大使馆的官邸，请求智利政府准予政治避难。

　　在昂纳克事件沸沸扬扬的此时此刻，智利大使馆收留这位客人绝非偶然。智利驻莫斯科大使克·阿尔梅达原为智利阿连德政府的外交部长，皮诺切特上台后，他在民主德国政治避难长达12年，受过昂纳克的良好关照。今日，昂纳克遇到危难，阿尔梅达认为给予帮助乃是“道义责任”。然而，大使的这一举动却付出了昂贵代价，被迫提前退休回国。显而易见，这是德国保守集团强烈要求放弃为智利提供巨额经济援助的后果。圣地亚哥害怕引起波恩的不满，最终将昂纳克拒之于门外。

　　1992年7月22日与23日，德国与俄罗斯互换照会。德国再次请求俄联邦政府“引渡”昂纳克回德。夫人玛戈特亲赴俄罗斯议会叙述情况并请求将昂纳克的柏林律师的文件转交议会主席哈斯布拉托夫。文件指出俄罗斯当局侵犯昂纳克权利的事实，要求采取必要的措施。

　　然而，不论是关于保障昂纳克在苏联境内进行活动的法律保护，或者为其发放去接收他的任何第三国的出境签证，或者为他提供政治避难的请求，还是他本人写给叶利钦、副总统鲁茨科伊、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哈斯布拉托夫、外交部长科济列夫等人的求助信件，统统无济于事。1992年7月29日，昂纳克被迫离开他居住7个月之久的智利使馆的房间。据使馆工作人员与昂纳克那次“决定性谈话”的目击者们证明，昂纳克举止沉着，“像个男子汉”。他只要求取来笔和纸，写完抗议书，然后没有反抗地坐到大使馆的小轿车，直奔莫斯科伏奴科沃机场……

　　投亲智利

　　昂纳克返回德国后的第一夜是在莫阿比特监狱度过的。60年前，他在这家监狱被关押一年半，他还曾于1935年至1945年在勃兰登堡-戈尔登监狱服刑10年。那时，纳粹逮捕昂纳克的“理由”是他犯有“叛国罪”，而今，柏林市司法当局对他宣布的“罪行”则是“杀人、企图杀人、贪污和滥用权力”等等。

　　1993年1月13日，昂纳克夫妇决定投奔在智利定居的女儿。5月15日，当智利特使到达波恩时，柏林市司法市政委员尤·林巴赫就曾宣读了对昂纳克长达800页的著名起诉书。

　　正当柏林司法当局按照统一后波恩的既定方针，紧锣密鼓，精心策划，决意对昂纳克进行审判的时候，新闻媒体报道了监狱医院新近对昂纳克的诊断证明以及昂纳克的律师关于“中止对昂纳克的诉讼程序，收回逮捕令，给昂纳克以自由”的要求。

　　身患癌症

　　原来，这位80岁高龄的老人又身患肝癌，活着的日子已是屈指可数。当然，昂纳克的病情并非现在才开始。早在1989年5月华约首脑会议期间，他就曾因肾病突发而提前回国动手术。他被克伦茨等人逼迫下台时宣读的辞职声明中，也承认自己在手术之后感到体力不支。在1990年１月底的时候，德国当局释放昂纳克的“借口”也是“无力承受拘捕”。归根结底，昂纳克的“健康状况”乃是当局“政治需要”的“附属品”，还曾发生德俄医务界相互责怪的插曲。德国向公众宣布昂纳克身患肝癌，同时指责莫斯科的医生们缺乏人道主义，破坏职业道德。而俄罗斯军方则在相关评论中强调，恰恰是那些继续围绕昂纳克病情而投机的人们，才应受到缺乏人道、慈善和道德的指责。一位身患重病的老人处于高度精神紧张状态达一年半之久，这本身便能引发最为严重的疾病。

　　国际关注

　　在昂纳克的三位辩护律师中，弗·沃尔夫是原民主德国的公民。在长期的律师生涯中，他曾为众多被告辩护，其中，既有效劳民主德国，又有反对民主德国的间谍。在沃尔夫看来，“公民昂纳克是令人喜欢的被辩护人”。事实证明，沃尔夫确实在为昂纳克的辩护中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步骤。他以病入膏肓为由，向柏林司法当局提出释放昂纳克的问题。这样一个具有特殊身份的“被告”和具有特殊难度的案件，对于“久经法场”的沃尔夫同样“棘手”。

　　昂纳克案件始终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戈尔巴乔夫接见记者时曾表示：他不止一次重申对这一案件的态度而且立场从未发生变化。他认为，德国甚至欧洲历史上的许多事情都与昂纳克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应该在现代历史的来龙去脉中，在它整个的对抗和戏剧变化中，遵循健康思维和人道主义原则去评价昂纳克的一切。

　　许多法学家也纷纷强调，昂纳克曾经按照自己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行动，现在怎能根据另外的法律审判？另外，作为主要“罪行”之一的49起杀人案，不仅涉及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的划界，而且涉及两大制度的对抗。向越境者开枪并非昂纳克本人的命令，而是华约首脑的集体决定。前苏联驻民主德国大使还向报界披露，关于昂纳克的许多传闻及对他的某些指控，纯属西方舆论工具的“臆造”。

　　1993年元月，昂纳克获准出境到智利，次年5月29日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病逝，享年82岁。（智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