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外交部内刊《新情况》前身：为中央当“耳目”(2)

　　反右中的重灾区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了。

　　尽管在时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的努力下，外交部被打成右派的不到1.5%，但新闻司却成了重灾区，共揪出8名右派，占外交部右派总数的1/3。

　　“当时随便说一句什么话，都有可能被上纲上线。”黄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被打成右派的都是新闻司的主要业务骨干。他们既有头脑又有才华，观察问题很敏锐，中英文底子都很好。”宋以敏的声音里掠过一丝惋惜。

　　三科的骨干成员，被一网打尽。

　　当时，孙方已升任新闻司主管三科的专员，正在中央党校学习，他对当时的许多做法甚至制度不满，提了一些意见，就被打成了右派。右派之中，还包括《临时通报》的两大主力，接任三科科长的曹棉之和黄星的丈夫李肇新。

　　李肇新被打成右派，与黄星有关。

　　黄星曾被朝鲜驻华使馆借用，帮他们出英文公报，还帮忙翻译和编辑了一本题为《揭露朝鲜战争的煽动者》的英文书籍。1950年11月，中国政府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伍修权作为中国政府特派代表赴会，这本书被他带到了联合国，散发给安理会成员国。

　　黄星看过大量资料后感到，这些资料并不能说服她“开第一枪的是南朝鲜”。她偷偷地跟李肇新讲：“连我都说服不了，怎么能说服世界呢？”李肇新无意中将她所说的告诉了党支部书记徐晃。这在反右斗争中，成了他们“支持美帝国主义”的铁证。

　　被划为右派(包括中右)的干部，都被调离了新闻司。

　　曹棉之、李肇新被调到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这个所由张闻天一手创办，在当时实际上成了他保护知识分子干部的一个庇佑所。黄星被调到外交部所属的一所学校教英语。1963年，黄星夫妇双双调离外交部，去了外交学院教书。

　　反右之后，因为新闻司出了大批右派，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把《临时通报》改名为《新情况》。

　　宋以敏记得，主管新闻司的副部长罗贵波专门到三科来讲了一次话。他表示，不可能再对三科像过去那样提出很高的要求，但留在三科工作的要尽快迎头赶上。

　　调来的新科长马兖生，是著名文艺理论家、作家王任叔的妻子。她有“拼命三郎”之称，一年之后，《新情况》慢慢站住了脚，逐渐办得有点声色了。

　　无论是之前的《临时通报》，还是之后的《新情况》，都是周恩来经常看的刊物。新闻司偶尔能收到总理办公室退回的刊物，宋以敏看到，上面有周恩来用毛笔写的批示，还有着重号等标点符号。

　　“综字号”

　　1961年，国际风云变幻，相继出现柏林墙事件和古巴导弹危机，形势一触即发。

　　龚澎向上级建议，可以学习西方国家，每天做一张“24小时国际重要新闻一览表”，以便中央领导一上班就能掌握当天国际上发生的大事。这一建议得到了部领导的批准。

　　这个一览表，被称为《新情况》“综字号”版。

　　外交部对综字号版非常重视，在新闻司设置了几台电传机，直接接收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塔斯社等世界各大通讯社的英文稿。部里还安排了专门的通讯员，每晚跑三次新华社，去取新华社驻英、美分社发回的外报外刊摘编。这些材料，一两天就装满一麻袋。

　　由于时差关系，综字号版的工作时间从晚8点到早8点，中间只能休息一到两个小时。时任外交部副部长韩念农亲自协调，在六国饭店(现华风宾馆)安排了两个房间。这个饭店原来是专门供苏联专家居住的，他们撤离后正准备装修。上夜班的人员，白天可在这两个房间休息。

　　三科派出三四人上夜班，宋以敏也在其中。开始半年，每天都需要值夜班，辛苦无比。后来，改为上一周白班，上一周夜班，白班做普通版《新情况》，夜班做综字号版。又过了一阵，才改为三班倒，即一周夜班、两周白班了。

　　如果哪个地区发生了紧急事件，或遇到很专业的问题，新闻司还有权申请其他业务司的同事一起值夜班。

　　综字号版每天早上八点印出来，立即送外交部领导和周恩来办公室。

　　文革开始后，综字号版《新情况》被要求必须在头条反映世界的主要潮流——即世界各国人民是如何拥护毛泽东思想的，而这在外电中是找不到的。无奈，编辑们只能从当天的《人民日报》上抄点材料交差。

　　1970年，综字号版《新情况》停办。

　　《新情况》153号

　　1973年，《新情况》惹出了一场轩然大波。

　　这年6月，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访美，同美国总统尼克松举行了会谈，并签订了一系列合作协定。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6月16日，美大司美国处副处长张再写了一篇分析文章《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发表在《新情况》153号上。文章指出，美苏这次会谈的“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

　　7月3日，周恩来从王海容处得知毛泽东批评了这篇文章，当即致信外交部负责人，要求撤回该期《新情况》，并检讨说：“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

　　4日，毛泽东约张春桥、王洪文等谈话，再次点名批评外交部，认为这篇文章只写了美苏勾结，没写双方的争斗：“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常吹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他又说：“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

　　14日，周恩来审阅、修改了由外交部起草的《〈新情况〉一五三号错误何在？》一文，送毛泽东审定后，将此文连同《新情况》153号，除原发单位外，加发到中国各驻外使领馆，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部门。

　　这事并未到此为止。当年11月底到12月初，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周恩来的所谓错误。江青等人指责周恩来所执行的外交路线，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

　　即便今日，张再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对于后来所遭到的轮番审问，并被厉声追问此文与周恩来的关系，仍然心有余悸，对此事三缄其口。

　　此后，随着文革的结束，中国的国门渐渐打开，《新情况》回归外交部内刊的定位，不再承担中央“耳目”的特殊功能。

　　《新情况》153号事件发生时，新闻司早已物是人非。

　　1969年11月，宋以敏随外交部大批人员一起，下放湖南茶陵的外交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龚澎的姐姐、外交部国际条法司司长龚普生也在其中。

　　龚澎特意去火车站，为老战友们送行。文革开始后，她因所谓“里通外国”的问题，遭到抄家和审查。在周恩来的努力下，当时刚被“解放”出来。

　　11初的北京，已经有了萧瑟之感。在火车站的茫茫人海里，宋以敏特地挤过人群，去与龚澎握手道别。

　　当时，宋以敏的丈夫，时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张闻天的助手何方被打成外交部“反党宗派集团”的主要成员，已先被发配江西的五七干校，她已经做好了一辈子下放的准备(她和何方分别在干校待了五年和九年才回京)。她心想，这可能是她们的最后一次见面了。

　　果然，她再也没能见到这位她所敬重的优雅能干的老上级。

　　1970年9月20日，龚澎因脑溢血，在北京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