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儒家三大家一致坚持“不服从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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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孔子到孟子到荀子，先秦的儒家三大家，一致坚持并鼓吹着“不服从的权力”

　　文/鲍鹏山

　　孔子晚年，在鲁国做“国老”，为鲁哀公提供国策咨询。有一次，鲁哀公问孔子：“怎样做才能使百姓服从？”孔子答：“举用正直的人，置于邪曲的人之上，百姓就服从；如果把邪曲人置于正直人之上，百姓就不服从。”

　　为什么这样？因为正直的人在上，合乎公平正义；邪恶的人在上，违背公平正义。所以，政治要符合公平正义，政府要维护公平正义。否则，人民就不服从。

　　这里，孔子不仅仅是在指点鲁哀公如何做到让人民服从，同时他也在告诫鲁哀公：只要统治者不公正，人民就可以不服从。

　　这是公元前5世纪的事了。

　　一千三百多年后，19世纪中叶，美国作家亨利·戴维·梭罗发表了著名的《论公民的不服从》，宣称：一个公民如果认为法律是不公正的，就有义务拒绝服从。不服从，不仅是公民的权力，甚至是公民的义务。这一理论，后来在世界各国的非暴力抗议运动中都有使用，诸如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曼德拉领导的南非非国大“蔑视不公正法令运动”，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和平运动等等。

　　承认人民有不服从的权力——对于一个政权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政治理性；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建构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制度理性；对于执政者来说，则是不可或缺的谦卑和良知。

　　其实，在此之前很多年，孔子回答鲁定公的一个问题时，就已经暗示了臣民不服从的合理性。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首先说明一下，“以忠事君”，不是“忠君”，两者在语法意义上是截然不同的。“以忠事君”是指以忠于职守的行为、方式和态度来侍奉国君，与直接的忠于君主本人不同。

　　而“君使臣以礼”，是“臣事君以忠”的前提，其潜藏的逻辑是：如果君不能“使臣以礼”，则臣可以不事君，至少可以不“以忠事君”。

　　我们看看《孟子·滕文公下》的一则记载：

　　齐景公打猎，用旌旗招唤虞人(猎场管理员)，虞人不来，齐景公发怒要杀他。为什么这个虞人不应招呢？因为古代君王打猎时若有所召唤，要用特定的东西召唤特定身份的人，旌旗是召唤大夫的，弓是召唤士的，皮冠才是召唤虞人的。这个虞人因为齐景公不按礼的规定召唤他，他就坚持不应招，甚至为此不怕弃尸山沟。

　　这个故事很好地诠释了“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理念，也很好地体现了中国古代臣民“不服从”的权力。

　　《论语·子路》上的一则，进一步说明了人民“不服从权力”的理性所在：

　　定公问：“一言而丧邦，有诸？” 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君主的“一言”，竟至于可以丧邦，原因在于：当不允许别人违背自己的意愿或意见时，君主意愿或意见中的隐患就不可能被发现和被遏止，结果就是大家一起失陷。  电影《僵尸世界大战》(又译《末日之战》)里有一段对话，提到一个“第十人理论”：

　　“在20世纪30年代，犹太人不相信他们会被关进集中营；1972年，人们也不愿意相信慕尼黑奥运大屠杀；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前的一个月，我们眼看着阿军的行动，但是没有人认为那是一种威胁，一个月后，阿军差点让我们溃不成军，所以我们决定作出改变。”

　　“什么改变？”

　　“第十人理论。如果我们九人读相同的信息，而得出同样的结论，第十人要做的就是提出异议，不管看上去有多不合理，第十个人得考虑另外九个人都错了的特例。”

　　当子路问如何侍奉君主的时候，孔子正色道：“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对于无道的君主，敢于不服从，敢于冒犯，这样的人，才配得上“大臣”的称谓，否则不过是聊备一员的“具臣”而已。  孟子表现得比孔子更加激烈，他警告齐宣王：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还有荀子在《子道》中倡导：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

　　从孔子到孟子到荀子，先秦的儒家三大家，一致坚持并鼓吹着“不服从的权力”。这是一个学派的良知。★

　　鲍鹏山

　　(作者系上海开放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