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被指犯低级错误 业内建议建立召回制度(图)

　　近日，郑州一位老师因在今年秋季上市的人教版语文教材中发现了多处错误和值得商榷之处，将人民教育出版社告上了法庭。

　　这并非权威教材首次受到质疑。事实上，教材出错的新闻近年来屡见报端。

　　可定性错误至少有10处

　　彭帮怀是郑州一家作文培训机构的负责人。他阅读了今年秋季上市的人教版七年级上册语文课本后，发现多处错误和待商榷之处，“我目前找到的有32处，可以定性的至少有10处”。

　　他说，最明显的错误是，“沐浴”的“沐”字写成了“沭”，“虽有嘉肴”应为“虽有佳肴”，“九月九日重阳节”应明确标注为“农历九月初九”，另外还有5处与《课标》规定不符、3处语法错误。

　　彭帮怀说，他分别给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总编、责任编辑、编辑寄去了信函，均未得到回应，无奈之下，他将人民教育出版社告上了法庭。目前，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已经受理此案。

　　这不是彭帮怀首次同教材出版机构较劲。2006年，他挑出苏教版小学课本中的60余处错误；2010年，他以教科书“达不到国家标准、存在严重质量问题”为由将人民教育出版社告上了法庭，不过，他的诉讼请求最终被驳回。

　　家长、教师倾向于差错零容忍

　　对于教材出现错误，不同人士表达了不同看法。一些出版界人士认为，图书出版环节繁多，允许存在一定的差错率，只要差错率没有超过国家规定的范围，就属于质量合格，教材出版也不例外。

　　我国《图书质量管理规定》第五条规定：差错率不超过1/10000的图书，其编校质量属合格。

　　不过，一些家长和教师更倾向于对教材差错实行零容忍。郑州市第七中学老师李婧曼认为，教材不同于一般图书，它和词典一样，都属于规范性的出版物，其影响非一般出版物可比，理应采用更高的标准，尤其是对一些知识性差错，更要实行零容忍，“否则会对学生造成一辈子的影响”。

　　彭帮怀也认为：“对教材来说，不规范就可以称为错误。更何况，现在很多教材出现的是很低级的错误。”

　　受访家长认为，教材出错非小事，一旦发现错误，出版社应该勇于承认错误并及时更正，马虎草率、不负责任的态度，比错误本身更贻害无穷。

　　业内人士建议设立召回制度

　　一些出版界人士认为，急功近利的出版之风是教材屡屡出错的重要原因。一位在河南出版集团任职的业内人士说，出版社以利益为导向，出书越多、周期越短，利润相对也就越高。教材出版属于利润较为丰厚的领域，一些出版社为了多出书、快出书，审校环节就会放松要求或缩短时间，导致错误增多，教材质量下降。

　　还有一些业内人士将矛头指向当前的教材出版管理制度。民办教材开发研究机构北京仁爱教育研究所负责人说，教材从编撰、审订，到出版、发行，均由少数教育行政部门指定的出版社一手包办，这导致民间力量很难参与教材的编写、发行，难以形成有效竞争，教材渠道的垄断封闭性也使其脱离了大众监督。

　　同时，教材的使用主体——学校、教师、学生也没有选择权，很难根据自身的特点和需要自主选用不同教材，这容易导致一些质次价高的教材流入教育市场。

　　一些业内人士建议，应建立完善的追惩制度，设立黑名单和召回制度，如果教材出现知识性错误或其他严重错误，应责令出版社召回图书，并将其列入黑名单，一段时间内不能进入教材招投标目录。

　　(据新华社、《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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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点教材中的错误

　　教材出错并非个案，近年来，曝光于媒体的一些错误令人啼笑皆非。

　　类型一：文史常识错误

　　今年年初，张作霖之孙指称2007年前人教社高中历史教材中，张作霖的照片并非其本人，而是湖南督军何海清。

　　此外，教科书的插图中，屈原、祖冲之的衣襟被穿反；荀子坐凳子读那个时代不可能有的纸质书；秦始皇、汉光武帝、诸葛亮、唐玄宗、颜真卿等多位古人的画像相似度极高，只是有胡子和没胡子的区别。

　　类型二：名家作品被挑错

　　2010年，在人教社高中语文教材中，有一名高一学生在鲁迅的《祝福》中找出10个明显的错别字。

　　当代作家冯骥才也遭遇了同样的问题。一名初二学生指出，冯骥才在作品《捅马蜂窝》中的描述并不科学，“马蜂蜇人后不会死亡”。后来冯骥才请教专家，将文章进行了修改。

　　类型三：低级错误贻笑大方

　　2010年9月，有家长指出鄂教版七年级语文教材中，李白的“我寄愁心与明月”误写为“我寄悉心与明月”。

　　更严重的错误出现在高教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中。该书附录漏排内容有八九页。不仅如此，书中显示，韩愈生于768年，卒于783年，只活了15岁。这版教材，一直从2005年7月延续到2009年6月，累计印数在10万套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