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袁国平饮弹自尽不当俘虏

　　1937年10月，周恩来与部分新四军领导在皖南合影（左起）：李一氓、袁国平、粟裕、陈毅、王集成、周恩来、邓子恢、项英（资料图片）

　　袁国平(1906~1941年)，湖南省宝庆县（今邵东县）人，1925年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先后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他率部转移到海陆丰地区坚持斗争，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党代表，后进入中央苏区，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政治部主任，第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第八军政治委员，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代主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1938年，袁国平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1941年在皖南事变突围中壮烈牺牲。

　　奔赴抗日前线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抗战，向国民党当局提出统一整编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开赴华中敌后抗战的建议。同年10月12日，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新四军活动的华中地区，是敌伪统治的核心地区，也是国民党极力争取的地区，斗争情况错综复杂。要在敌伪夹缝中奋斗和成长壮大，坚持抗战到底，离不开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因此，政治部主任的人选就显得极为重要。这时，毛泽东同志想到了袁国平。他长期担任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职务，有着出色的表现和丰富的经验。他所展现出的政治工作方面的才华，给毛泽东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赞誉他为红军的宣传鼓动家，毛泽东同志在致项英电中还特别指出：“袁政治开展，经验亦多。”

　　袁国平离开延安前，毛泽东同志专门约见他，亲切交谈，同他长谈了数个小时。1938年3月29日，袁国平率领派往新四军的50名干部从延安出发，途经西安到达武汉。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见到周恩来同志。周副主席嘱咐他说，到新四军以后，要认真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广泛联系一切赞成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人士，特别是要重视运用抗日胜利的捷报来宣传发动群众，进行全民族的抗日动员。

　　1938年4月26日上午，袁国平一行风尘仆仆抵达皖南岩寺新四军军部。这天，军部正在召开挺进敌后抗战誓师动员大会。袁国平径直来到会场，同广大干部见面，发表了即席讲话。传达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新四军的指示，对即将挺进敌后的部队提出了殷切的期望。

　　袁国平英姿飒爽的儒将风度，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听过他演讲的红军老战士李岩回忆说：“各种发言、报告，听了好多，但是从来没有听到像袁主任这样的演说，口才这么好，声音这么洪亮，很有煽动性，听起来特别受鼓舞。”

　　发展壮大新四军

　　袁国平到皖南后，认真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的使命和毛泽东同志的谆谆嘱咐，他和新四军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在大江南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同时，发展新四军，开辟和建立根据地。

　　新四军部队编组仅10天，就陆续向苏南、苏皖边、皖中和皖东敌后挺进，完成了在大江南北的战略展开。在创建抗日根据地过程中，部队也不断发展壮大。其中，由苏南派第四、第六团及游击武装一部沿江占领苏北沿江地带，改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为向苏北发展打下了基础；由皖南渡江到皖中的有3个营（即军部特务营、第四团第1营、第五团第3营），成为江北游击纵队和挺进团的骨干和基础，将第四支队扩编为第四、第五两个支队，后又建立了第六支队；成立教导队、教导总队，袁国平亲自兼任教导总队政委，传授红军的传统和八路军的经验，培养干部5000名以上，为新四军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1939年2月，周恩来来新四军视察，与叶挺、项英、陈毅和袁国平等新四军领导一起确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到1940年底，新四军由1938年4月编组时的10329人，到1940年底发展壮大为88744人。

　　新四军是由红军和游击队编组而成的，在3年游击战争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红军游击队通常分散成几十人甚至十几人的小分队各自为战。组建后仅整训数日就深入敌后抗战，部队建设的各项工作，很难正常进行。为开拓新四军政治工作新局面，袁国平领导了部队进军敌后的动员，两次主持召开新四军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对新四军的政治工作提出新要求；参与主持召开新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并作《过去党的工作总结及今后党的建设的报告》，对确保党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作出部署；主持制定《新四军政治工作组织纲要草案》，使新四军的政治工作更加系统化、条例化和制度化；参与新四军军分会和东南局的集体领导，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和对敌斗争，作出了积极努力。

　　主持创作新四军军歌

　　袁国平还受项英的委托，主持并参与了新四军军歌的创作。他按照项英提出的“新四军军歌应是全军昭示天下的宣言书，是全军的行动纲领，军歌要能使全军都明确我们的奋斗目标”的要求，在与叶挺、项英、陈毅、周子昆、李一氓、朱镜我、黄诚、朱克靖、马宁等同志一起集体创作歌词的同时，还和作曲家何士德商量搞好曲谱。袁国平向何士德着重说明了歌词产生的背景，详细地讲述了皖南的战略环境、新四军的作战方针，强调歌词要突出东进抗敌和向敌后进军的思想，谱曲时要加强战斗气势。袁国平在听完第一次谱曲后，又提醒曲作者，新四军军歌的曲调应高昂雄伟，要有一往直前进军的气魄。第二稿谱好后，在1939年7月1日试唱时，大家一致认为符合要求。当即定了下来。曲作者何士德事后讲：“在军歌谱曲的过程中，对我有启发的主要是袁国平主任。”

　　皖南事变前夕，袁国平还亲自创作了《别了，三年的皖南》歌词：“刺刀闪光，子弹上膛，挺起胸膛开入敌后战场，别了，三年的皖南……”并由任光谱曲。这首悲壮的战歌，见证了江南新四军离开皖南、北渡长江、向东发展、开辟苏北的战斗历程。

　　最后一发子弹留给自己

　　1941年1月14日晚，袁国平在皖南事变突围中，身负重伤。当他被军部卫士连副连长李甫及战士们发现时，已血肉模糊，不能行走。他睁开眼睛，吃力地对李甫说：“战士们都是革命的种子，要赶快突围，把他们带出去……”“你们走你们的，不要管我了！”战士们不肯把首长丢下，就用树枝简单地做了个担架，抬着他走。天亮前赶到青弋江南岸。渡河时，被堵截的敌人发现，密集的子弹射来，抬他的战士一个个倒下，袁国平也掉进水中。战士们前赴后继地把他抬起，边抬边打边强渡，激战约40分钟才到达对岸章家渡。此时，100多人的队伍就只剩下三四十人了。袁国平由于在渡河时再度受伤，身体极度虚弱。战士们喊了半天他才醒。他挣扎着把笔记本和7块大洋交给李甫，断断续续地说：“你们赶快突围……不要管我了…否则一个都出不去……替我向组织上汇报。”并指着大洋说：“这是党费……”当战士们泣不成声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袁国平已悄悄摸出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扳机，践行了他在皖南部队突围动员时所讲的“如果我们有100发子弹，要用99发射向敌人，最后1发留给自己，决不当俘虏！”的誓言。

　　皖南事变后不久，袁国平的哥哥袁醉如找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询问袁国平的下落。办事处主任伍云甫向八路军总部请示后，受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委托，告诉袁醉如说：“袁国平同志在皖南事变中英勇自尽，壮烈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