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物理系"大咖"：婚姻多是科学加文艺组合(图)

　　就像杨振宁能写一手清丽的散文，上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初整整一批物理学家，他们的婚姻都是科学加文艺的组合。这是民国知识界一个有趣却普遍的现象，值得今人好好地回味与思索。

　　大咖，这是网络上流行的一个词语。“咖”是方言谐音而来，在闽南语中是“角”的意思，“大咖”即引申为某一方面的达人、高手。众所周知，物理学是一门分量极重的基础学科。或许在当今高等学府的招生排行榜上，它已不再是最热门的专业，但物理系师生向来是骄傲的，因为在世人心中他们永远是高山仰止的大咖。遑论在20世纪那些长长久久的时代，这些大咖的存在，就等同于神话一般！

　　叶企孙(1898—1977)先生就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物理系大咖。他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20年获芝加哥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23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后，历任国立东南大学副教授，清华大学教授、物理系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堪称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中国科学史事业的开拓者。我曾留意过上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初整整20年间叶先生与诸年清华物理系学生的数张合影。影像的力量的确是震撼人心。叶先生身边环绕的青春面孔，张张称得上韶秀不俗，那一道道奕奕的目光竟能穿透大半个世纪发黄的光阴照亮今人的心灵。或许只有四字才能概括他们所表现出的精神气质：俊采星驰。叶企孙先生终生未婚无子女，他把这些出类拔萃的青年学生看做自己的孩子，教育他们，关怀他们。一些学生被他邀请到清华西院他的住宅与他同住，既可让他们在饮食上得到些滋养，还可以随时随地讨论物理问题。后来这些成为中国物理界风云人物的昔日学生都写下了满含深情的回忆文字。

　　这样出类拔萃的男孩子，对于半个世纪前的花季少女而言，自然是一份花团锦簇的人生理想。那时的女子，追求得更多的是一份纯粹的荣光，而不是金钱的魔光。有一个诙谐的段子。1949年圣诞节，正在芝加哥大学物理系深造的杨振宁到普林斯顿唯一的一家中餐馆“茶园餐厅”吃饭，忽然听到有人在叫他。原来是一位美丽的小姐。她就是杜聿明将军的女儿杜致礼。五年前，正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杨振宁在西南联大附中兼职当数学老师，这个班的学生里就有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后来以一部小说《红岩》感动了数代读者的罗广斌以及杜致礼。他乡邂逅，二人很快陷入热恋。1950年，二人在普林斯顿大学举行了婚礼。尔后，杨振宁携新婚娇妻去拜访胡适先生。一见面胡先生就幽默地说，你父亲总为你的婚事着急，嘱托我们想想法子，

　　我就说不用急，果然你自己找到了这样漂亮能干的太太！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时的情景：年轻的杨振宁一定笑得很欢快，而胡先生在欣慰之余，话里话外似乎还带着一点酸楚的滋味。眼前站着的是前途大好的同乡之子，定会令他不由得想起留在大陆，不知死生的儿子。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狭窄的民国高级知识分子圈内，有哪位先生不羡慕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啊！

　　此前两三年，正在美国讲学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就曾在家信里大赞杨振宁是“现在朋友中的子弟出国成绩最好的”，谆谆叮嘱长子要好好学着点！

　　几乎在杨振宁陷入热恋的那个时期，同在芝加哥大学学习，同为物理系才子的李政道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与杨振宁不同的是，除了后来成为他夫人的秦惠君，还有一个叫南希的中国姑娘暗恋着他。当时，在男多女少的美国华人留学生界，怕也只有物理系才子方能享此荣光了。南希是李政道好友凌宁的妹妹。但是既然物理系青年才俊们拥有无形的选择权，李政道最终还是选择了琴棋书画俱通，容貌也更美丽的秦惠君。

　　差不多同在那个时代，上海。已是著名物理学家的钱学森回国探亲，引起了有适龄女儿的中产阶级圈子巨大的轰动。在眼睛发着亮光的父执亲友举办的相亲宴上，钱学森的目光却只追随着幼年曾被过继给钱家的军事家蒋百里之女蒋英。晚年的蒋英甜蜜地回忆说，她告诉他，她有男朋友了，钱学森却回答：“只要还没结婚，就可以正大光明地对你进行追求。”最终钱学森携蒋英踏上了赴美的邮轮。

　　还是在那个时代——1947年。宗璞发表于十年后的短篇小说《红豆》这样描写那一年清华园的春天：“有一天天气暖洋洋的，微风吹来，丝毫不觉得冷。确实是春天来了。”外文系女生江玫在琴房里遇到了麻烦，她练习贝多芬的《月光曲》，总弹也弹不会，老要出错，心里烦躁起来。这时好像上演言情电影一样，一个既高富帅又极有才的男生大步走进来，打开琴盖，“冰冷的琴键在他的弹奏下发出了那样柔软热情的声音”。“神采飞扬，目光清澈，仿佛现实这时才在他眼前打开似的”。要考察一个作家，不能脱离她所生长的环境。宗璞的艺术风格是永远写实的。对于那个精神贵族的圈子，恐怕没人能比一生行迹皆囿于高等学府和学术研究机构的她描画得更原汁原味。《红豆》应该就取材于宗璞周围一些朋友在那个新旧交替大时代真实的爱情经历。小说宛如一幅黑白照片，烘托出彼时的校园月色。重读《红豆》，对我们这些心灵粗糙的现代人而言，窥见的是拉洋片的匣子里装着的精致世界，一个渐行渐远，已经式微的小社会。就如杨振宁能写一手清丽的散文，钱学森对夫人的西洋音乐也造诣颇深，这个在小说里名“齐虹”的男生摆弄的虽是女主角完全不懂的公式，却不但弹得一手好琴，而且一张口就是莎士比亚和苏东坡。这种抒情方式显然是与不懂数学公式的恋人进行精神交流的主要渠道。

　　可在解放的炮声中，眼神迷惘的“齐虹”最终离开了祖国和恋人。这是一段失落的，无法完成的爱情。所以小说中，在多年后“成长为党的好工作者”的女主角江玫重新看见那两粒红豆时，泪水竟把它们打湿。这里有一个为人忽视的细节：小说中写，在1947年前后，热恋中的二人曾经多次讨论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并幻想十年的时间会在他们身上留下怎样的痕迹。而《红豆》恰恰发表于1956年——正好是十年。这时，生活中的“齐虹”已在大洋彼岸，承受着游离于父母之邦、精神家园之外的巨大苦痛。而女主角“江玫”想必也在用对那段琴声的怀念来支撑自己努力摆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份的束缚，在挣扎、决绝乃至自我分裂中重新熔裁柔弱的灵魂。那是整整一代人在政治风云中惊人相同的个体经验。

　　这些旧时月色里风光无限的物理系大咖们啊！或许是要找到在事业上志同道合的女性知己实在是太难了，或许他们内心里也并不希望把人生的全部都沉浸在公式和数字里，故而在对另一半的选择问题上，我们看到他们大都自然而然又不约而同地采纳了“科学+文艺”的人生方案。这个方案的收获又是什么呢？是双倍的科学与文艺的结果，还是科学与文艺的平方？这是民国知识界一个有趣却普遍的现象，值得今人好好地回味与思索。

　　侯宇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