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六君子"刘光第：家境贫寒 母亲卖屋送其读书

　　戊戌变法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意义重大的一页，在为之捐躯的“六君子”中，四川即有两位：刘光第和杨锐。一般的历史书里，往往只见其名，未叙其人其事，偶有道及，也多语焉不详。外地人很少知道：刘光第先生在川南富顺县故乡的土地上，已经整整安息了115年。1991年，刘光第墓被公布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

　　先生遇难115周年之际，重提一代君子生前身后的若干史实与轶事，仍当其时。

　　咸丰九年(1859年)五月十二日，刘光第出生于富顺县赵化镇西街，从小家境贫寒，烧饭的柴火也得靠隔壁的木匠施舍。父亲逝世后，母亲刘王氏紧咬牙关，卖掉仅有的破屋，在缺衣少食的情况下送子读书。

　　刘光第很争气，发愤苦读。夏天雷雨之夜散学回家，没有灯具，只能凭借闪电亮起的刹那，在淹到脚踝的积水中，一跳一跃地向前跑。虽然浑身湿透，但用油纸裹严的书本却紧紧地贴在胸口。20岁时，他第一次应试名落孙山，第二年参加县考，又因为“曾执贱业”——小时候当过剃头匠，被镇上姓廖的保正告了一状，说是让他考试“有辱斯文”。好在当时的县官陈锡鬯[chàng]还有几分伯乐精神，批示道：“具控各情，律例无禁考明文，应毋庸议”，顶了回去。这次，刘光第一鸣惊人，在县里考了头名。继后游学成都锦江书院，23岁中举人，24岁中进士，授刑部广西司主事。

　　刘光第任京官共15年，在京除供职之外，闭户读书，埋头著作，“不与当时名士要人相往还……人罕知之者”。他曾去保国会听过康有为、梁启超的讲演，但平时无更多往来，在改良方法步骤上也与康、梁不尽相同。是否由此便能判断刘光第“无新旧之见”，超然于激烈的政治斗争之外呢？

　　其实，早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还在康有为等“公车上书”的头一年，刘光第就写出了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甲午条陈》，慷慨陈词，抨击时弊，力主改革，并在四条具体意见中提出了许多与后来百日维新变法措施相同的明确主张，如“严明赏罚”、“下诏罪己”、“隆重武备”等等。在条陈之中，刘光第有胆有识，一针见血地指出“自古政出多门，鲜有成事，权当归陛，乃克专图”，锋芒所向，直指顽固派的总后台慈禧。以至于他的上司刑部堂官一见之下吓得魂飞魄散，不敢代为上奏，并申斥刘光第 “狂妄已极”，威胁他“轻则标新希进，发往军台；重则离间两宫，就地正法”。

　　刘光第的维新进步思想，引起了一些亲近者的不安。他素来尊敬的家乡启蒙老师曾虎臣，就分析了后党势力树大根深、新派成员鱼龙混杂的情形，力劝他明哲保身。刘光第在家中踱步苦思，常常自言自语道：“曾老师说要看时势可不可，我仍以为还要看该不该。只要该，成败且不管它，成功且等后来。”

　　正因为刘光第耿耿于怀，在思想上念念不忘这一个“该”字，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即戊戌年)七月十九日，光绪皇帝召见刘光第询问时(经倾向维新的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荐)，他“对颇详直”，“力陈时危民困，外患日迫”，“非力矫冗滥，无以图治”。次日，被赏四品卿衔，任命为军机章京行走(即所谓“小军机”)参预新政，同谭嗣同、林旭、杨锐一起，批览处理各地“广开言路”后关于时务的大量上书，代光绪草拟种种维新诏谕。

　　刘光第的品格十分难得，正如谭嗣同所说：“京师所见高节独行之人，罕其比也。”对此，连他的政敌也不能不承认。

　　刘光第入京之后，居官清廉，刚直不阿。到刑部办公，别人都是高骡大马，他却以步代车。入军机处时，按清官场的“惯例”，各省藩司对新入大臣要送“炭敬”、“别敬”三五百两银子不等，刘光第却声称“向不收礼”，统统回绝。同时，对宫中内侍按“例”要进贡的“喜钱”，他也一概不给。一时，引得京城官场议论纷纷，有的说他“沽名”，有的说他“矫情”，刘光第对此嗤之以鼻。当时的军机首辅礼亲王世铎做生祝寿，人们争相趋拜，刘光第闭门不往；军机大臣裕禄擢升为礼部尚书，大家都去朝贺，他也依然不去，并愤愤地说道：“时事艰难，吾辈岂有暇奔走媚事权贵者哉！”

　　刘光第自奉甚严，贫困澹泊，乐在其中。他不嗜烟酒，唯一的嗜好便是到琉璃厂逛逛书店，还在家中“自锄片地试蔬菰”，种了葫芦、豇豆、韭菜、葱子和四川“瓢儿菜”。当官后回乡，船到三峡，他还卷起裤脚帮助纤夫拉船。他的夫人张云仙到京11年，从未出门和同乡京官眷属交际应酬，终日在家做饭、浆洗、缝补、洒扫。刘光第的弟弟刘光筑(厚村)，颇有些不务正业，好吃懒做，曾经跑到北京想在当官的哥哥这里享受一番，不料天天领教的却是粗茶淡饭，来了一二友人，也只是“沽白酒，煮芋麦饷客”，还要被督促攻书。

　　要深入地了解刘光第，有必要认真读读他的诗作。

　　刘光第素好苦吟，著作甚丰，后来刊印发行过的有 《介白堂诗集》、《衷圣斋诗文集》等，远未收齐。时人梁启超、赵熙、宋育仁、高楷、沈宗文等，对其诗文书法推崇备至，一致认为“时罕与抗手”。

　　刘光第的诗，应当有人作一番专门的研究，泛读之下，谁都会深深为之感动：

　　圆明园的炊烟，使他发出“世局艰难待枕戈”的呐喊；中法海战的炮火，使他“梦中失叫惊妻子”，“壮心飞到海南陬”；探亲回乡，露地夜坐，“长风吹月明”，川南夜色令人心醉，但一想到外患日迫，他又立时长吁短叹起来；壮游在外，归宗祖籍福建武平县，山山水水倍觉亲切，欣喜之际，“忽忆海疆新割去，愁时不觉涕泛澜”……其忧国忧民之心，奋发图强之志，跃然纸上，伸手可触！

　　刘光第对劳动人民的悲惨境况十分同情，这在其诗中处处可见，最引人注目的是《城南行》、《美酒行》两首五言。《城南行》借北京天桥一角景象，描绘出王侯将相“彩辔飞飙走，翻轮流波迅”的马蹄之下，却是“路有殴死人，可抵蚁蝼命”。

　　正由于刘光第以国家、人民为重，认真做人，立志改革，所以，当慈禧为首的顽固派猖狂反扑之时，他能够大义凛然，宁死不屈。这铁的事实，血的见证，也最终显示出他那高尚的晚节。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年)八月初六，慈禧囚光绪，罢新政，重新垂帘听政，疯狂搜捕维新党人。初九拂晓，在绳匠胡同刘光第家中，刘夫人正在厨房做饭，几十个士兵翻墙而入，把还穿着白布汗衣的刘光第逮上囚车，一拥而去。

　　刘光第入狱之后，与谭嗣同押在一室，从容侃谈，照常读书。八月十三日，他同谭嗣同、林旭、杨锐、杨深秀、康广仁一起，被从监狱西门提出，刘光第久在刑部，知道从西门而出将被处死，来到刑堂，他便大声质问监斩官刚毅：“不问而诛，是何国法？！”刚毅命令跪下听旨时，他昂首挺立以示抗议。皂役拥上前来强拉硬捺，他仍“屹然不跪”。押到西市就刑时，刘光第“神气冲夷，澹定如平日”。行刑后，“热血喷空丈余”，“身挺立不仆，观者惊叹，咸焚香罗拜，谓刘君不死矣。”

　　遇难这年，刘光第才39岁。

　　刘光第遇害之后，在同乡好友的支持张罗下，决定把他的灵柩运回家乡归葬。九月中旬由北京出发，从天津海路至上海转江轮，溯长江而上，到汉口换上一艘三舱高桅的双橹大木船，穿越三峡，进入四川。白帆鼓荡，橹歌悲怆，惊动了沿江两岸。人们成群结队追逐不舍，各码头纷纷燃香设供，对江遥祭。入川时已近年底。天冷水寒，但沿路的纤夫一听说是“刘大人”的灵柩船，却都一拥而上，沿途助拉，滩滩接换，不取分文。三根纤索多达两百余人，把船拉得如飞似箭。

　　船到泸州，即入沱江，赵化镇上早已准备停当。腊月初八日午刻，船抵镇东沙湾。霎时间，大炮九响，爆竹密放，家家哭声嚎啕，人人执香戴孝，父老队在两幅白布中徐徐牵引灵柩，绕镇一周，把家乡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志士迎放到镇保甲办公处的隆兴寺龙潭公所。

　　三天的祭奠期里，灵堂灯火彻夜通明，从富顺县城、自流井、荣县、泸州、宜宾、成都、重庆等地专程赶到的人们和赵化百姓齐聚在这里寄托哀思。初十晚上，全镇公祭，秀才蓝瑞图朗诵了文天祥的《正气歌》，接着宣读了公祭祭文：“彼苍者天，忠义何罪？歼我哲人，邦国其瘁。哀我民思，罔知所屈。汉唐遗秽，邦国其坏。沟壑能填，白刃已蹈。强固曰命，正气浩浩。生而为英，死明众志。光被四表，功流百世！”

　　面对统治者尚在滴血的屠刀，川南一个偏远小镇的人民竟能奋然而起，自发组织了如此隆重的盛大悼念活动，放声哭出自己的恨和爱，这实在堪称四川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一桩壮举。

　　1981年春天，笔者在北京请赵朴初先生为即将重修的刘光第墓撰写碑文。当时朴老正因病住院，为了不多打搅他，事先拟了草稿给老人作参考，末行是“赵朴初题”。朴老慨然应诺，提笔端书，却在“题”字上头加了个“敬”字，写作“赵朴初敬题”。一个“敬”字，表达了老一辈对戊戌先烈的景仰，对历史的尊重，也给了我们年青一代极大的启示和教诲。伍松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