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咬文嚼字"执行主编：评流行语需加入价值判断

　　《咬文嚼字》杂志社执行主编黄安靖。

　　南方日报：在上周《咬文嚼字》杂志社发布年度“十大流行语”之后，因一些热门词语的落选，引起了一些争议。您有留意到人们对于“十大流行语”评选门槛过高的质疑吗？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黄安靖：我看到了。其实目前对于年度字词的评选活动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做客观记录；另外一种是除了统计流行度，还加入一种价值判断。我们是后者。作为一份语言文字刊物，我们不是纯客观地记录，而是进行了人工干预，其中有两个很重要的价值判断标准，就是这符不符合语法，以及符不符合道德规范。简要来说，就是我们要考虑“合法度”和“文明度”这两个要素。

　　最近十几年来，我们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有些变化是颠覆性的。所谓“颠覆性”就证明生活发展得太快了，人们的生活非常丰富多彩。这个时代的特点反映在语言上，就是新词、新语大量的涌现。而网络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彰显个性与智慧的平台。但是，网络交流实际上是没有门槛的，你只要会打字或者有根网线就能发表言论，而不符合语法的、不文明的词语都可以在网上出现。

　　我们认为必须提高门槛。因为语言是一门学科，是一个令人崇敬、仰望的东西，它有它的内部发展规律。不能把不符合规范的、不文明的字词，大量地、毫无门槛地放进来，这样对语言运用以及语言的发展都是不利的。

　　南方日报：这是不是就可以解释“喜大普奔”、“小伙伴”等流行语落选的原因了？

　　黄安靖：这要分开来谈。首先从是否符合语言规范来看。像“喜大普奔”、“人艰不拆”，这几个词在今年真的很流行，若从客观记录的角度讲完全有必要纳入，但我们认为它们是不符合汉语的一般结构的。像“喜大普奔”是从“喜闻乐见、大快人心、普天同庆、奔走相告”这四个成语的第一个字截取出来，拼在一起，这完全是一种“撕拼”；而“人艰不拆”是另外一种类型，它是把“人已经非常艰苦了，就不要去拆穿他了吧”这句话简略合成，这是一种“苟简”，从传统语义来讲，这是不符合传统语言文字的构词习惯的。

　　其次就是是否符合社会传统道德规范。去年的“屌丝”和今年的“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都是因为其“身份”可疑，和传统的文明观念有距离，所以都没有入选。

　　此外，若语文角度来分析，流行语是分成两类的，第一类是通用语，这类语言不受时空地域的限制，第二类就是专用语，它是受时空限制的，只能在特定空间和时段适用。如“世博”，它是一个专有名词，像今年这个词就不流行了；而像“雾霾”在今年成了大众关注的对象，但我们试想，如果我们的环境变好了，这个词还会不会流行呢？所以这两个词我们都没有收。

　　南方日报：能不能这么理解，在《咬文嚼字》的流行语评选中，流行程度让位于合法度和文明度？

　　黄安靖：从2008年最开始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这个原则就已经确定了。作为一本语言类杂志，是强调“纯净语言、规范语言汉字”的，我们一直在思考怎样让语言更加规范，怎样让语言运用更加纯洁。很多人坚持在评选年度汉字或者词语时首先要考虑流行度，有些机构也是注重流行度，经过词频把字词统计出来，但我们不是，我们加了价值判断的。因为我们的刊物是这样的。

　　南方日报：近日您在回应质疑时说，评选时入围的字词必须得出现在纸媒上，不会选择单纯只在网络流行的词语。这是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纸媒可以从合法度和文明度的角度上起到一个筛选的作用吗？

　　黄安靖：我们考虑到网络准入门槛很低，仅在网上流行的不一定符合合法度和文明度。那么相反，纸媒是一种传统的媒介，也是一种把关机制，在纸媒上流行的我们认为是比较纯洁的，比较符合刚才我讲的这两个标准，所以我们的目光更多放在纸媒上。

　　南方日报：从近年来看，国内涌现出不少年度字词评选的活动，您如何看待此类活动的文化意义？

　　黄安靖：它的意义我觉得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语言学意义，一个是社会学意义。这么多活动，每一家的思路也许都不同，但对语言研究都有意义，它记录的是一种时间的足迹，若干年后，我们可以顺着这些活动评选出来的字词，研究语言史；此外，我们知道语言是社会生活的物质外壳，流行语首先反映的是社会物质生活，这对于社会发展的研究也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