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沦陷后抗联曾进入苏联 后回国光复东北(图)(6)

　　特种兵

　　1940年底，彭施鲁所在的抗联第二路军第七军转移到苏联境内。据彭施鲁回忆，刚刚过境时似乎与此前没什么不同，部队照例被苏联边防军解除了武装。不过，这一次苏军没有将抗联的指战员们关押起来，而是将他们带到了边防军哨所，还端出了面包，土豆和牛肉也敞开供应，让抗联战士们自己生火做饭。

　　当天晚上，几辆卡车将一百多人的抗联战士送到了伯力，在那里，他们换下了早已破烂不堪、长满虱子的衣服，痛痛快快地洗了半年来的第一次热水澡，随后被转送到北野营。

　　北野营当时仅是几顶帐篷，里面已经住着几十位抗联战士，其中不少是老熟人，在此前的战斗中离别分散，杳无音信。这次重逢让大家激动万分，“你还活着！”“还活着”，互相拍打着，拥抱着。

　　汇集到野营的抗联战士不断增加，大家自己动手盖起了营房。

　　抗联野营部队的后勤供应由苏军负责。军装多用苏军替换下来的棉衣、军大衣、少量的皮大衣。伙食供应还算不错，每个抗联战士每天1公斤面包，还有少量的菜、食用油和肉类，可抗联战士们经常嚷嚷吃不饱。

　　苏军司务长彼得罗维奇大感惊讶甚至有些不满：人高马大的苏军战士也是这样的配额，这些面黄肌瘦的中国人怎么这么能吃？等到他和抗联战士们熟悉起来，了解到他们的经历，这才理解，长年孤立无援的绝境战斗，让这些抗联战士们实在是饿狠了。他们已经太久没有吃饱的感觉了，恨不得把能吃的都塞进胃里。

　　但是不久之后，随着苏德战争的爆发，苏联不得不集中全国物资满足战争的大量消耗，抗联的实物配给减半供应。这对抗联战士来说并不算难解决，他们动手开荒种地，满足了日常所需。

　　最让抗联战士们珍惜的，是苏联教官给他们的正规军事训练。这些在和日军殊死搏斗中幸存下来的老兵，其实早练就了一身出众的军事技能，射击、肉搏个个都是高手。但是，他们的本领多数都是“野路子”，与正规军队相去甚远。

　　苏军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军队之一，其规模和战斗力足以称雄于世。苏军的教官们把游击队出身的抗联改造成了正规军。

　　当时与抗联联系密切的苏联远东边疆区区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伊万诺夫，后来曾任俄中友协第一副主席，他回忆“那些曾英勇抗击日本占领者的中国朋友”，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些战士几乎把业余时间都用来琢磨如何熟练使用武器、如何运用各种战术。“他们很关心苏联军队和人民是如何和德军作战的，从正规军的大规模战役，到被占领区的游击战，他们问得非常详细，迫切希望从中学到用来对付日本占领军的东西。”

　　在日常的军事训练之外，苏联教官们还传授了诸多特殊的技能：野外生存、武装泅渡、跳伞空降、汽车驾驶……这样的科目，现在往往属于特种兵的训练内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非常超前的训练。而且，这些训练并不是挑选少量人员进行，而几乎是抗联全员都要掌握。比如跳伞训练，上至旅长周保中，下至非战斗人员的女兵，抗联全员参加的集体训练就进行了六次。

　　空降兵是当时中国还没有出现的兵种，抗联教导旅也就成了中国第一支具备空降能力的部队。

　　苏军为抗联提供这样的训练，其实有着非常现实的目的——他们需要抗联深入中国东北执行对日军的侦察任务。

　　而这样的训练也正是抗联教导旅所渴求的。高树桥说，军队中被冠以“教导”前缀的队伍，都集合着队伍的精华，是基干种子。抗联之所以整编为教导旅，就是想保留一批优秀的种子，终有一天他们会拉起队伍，与日军在正面战场上一决高下。

　　当时的侦察兵，就是现在特种兵的前身，属于军队中的全能尖兵。时常潜回东北的游击小分队只是小试牛刀，他们等待着施展身手的真正机会。

　　1945年5月，纳粹德国战败投降，苏联开始准备对日本作战。抗联教导旅驻扎在偏僻的北野营，除了被召至伯力参加军事会议的旅长周保中，没有人知道苏军的部署。但所有人都清楚，打败了德国之后，苏联马上就要调转枪口，收拾日本了。抗联教导旅的指战员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种种大战之前的迹象，更让他们兴奋不已。

　　一批参加过对德作战的苏军军官充实到抗联教导旅，用实战性质的演习操演着新的战术；从伯力返回的战友带来了消息：满载着大炮、坦克的火车轰隆隆地向中苏边境飞驰，昼夜不停；教导旅的伙食水平忽然提高，黑面包变成了白面包，只供应前线部队的牛肉出现在餐桌上……

　　7月开始，北野营的抗联教导旅驻地，经常有战友忽然消失，没有人透露他们的行踪。

　　打回老家去

　　在苏联对日宣战之前，抗联教导旅已经开始了行动。

　　周保中参加了苏联远东方面军对日作战的所有军事会议。大战之前，他领到了抗联教导旅的作战任务：一是挑选290人组成一支空降侦察部队，携带电台，执行侦察任务；二是派出340人作为先遣支队，分派到苏军先头部队，担任向导和突击队；三是教导旅大部队跟随苏军主力解放东北，维持战后秩序。

　　7月份忽然消失的那批抗联战士，就是空降侦察部队。他们分成50多个侦察小组，乘着夜色在牡丹江、佳木斯、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地空降，进行战前侦察。侦察员用各种方式，接近或潜入日军数百个营区、工事、弹药库、军事谍报指挥机关等要害设施，将日本关东军的17个战略地堡及中苏边境上三道防线的情况，无一遗漏地标注成空袭目标，并制成图表，通过电台传送给苏军。

　　在苏军发动进攻之前，苏军最高统帅部印制了日军在东北防御体系的资料图册，下发连以上干部，人手一册。图册详细绘制了日军防御工事结构、位置、坚固程度、火力配备等情况，为苏军迅速摧毁日军防御体系提供了可靠的保证。毫无疑问，这是抗联教导旅的战士们用鲜血换来的情报。

　　这时候抵近日军侦察，危险性可想而知。抗联教导旅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290人的空降侦察部队当中，绝大部分人牺牲在了对侵华日军的最后一战之中。他们经历了怎样残酷的战斗，很多已经无人知晓。

　　上世纪60年代，牡丹江附近的山林中曾发现了一部军用电台。因为上面标有“USA”字样，曾被认为是国民党特务留下的。但经周保中夫人王一知(抗联教导旅无线电连连长)确认，这部电台来自于抗联的朴英山小分队，朴英山牺牲后电台没有落到日军手里，直到多年后被发现。

　　抗联起初装备的是苏式电台，重量大，电池消耗量也大，信号还不好。在执行空降侦察任务之前，苏军为他们统一配发了轻便、省电、抗干扰能力强的美式电台。电台遗留在了曾经的战场，使用过它的战士们却永远消失了。

　　高树桥曾寻找到一位名叫姜德的抗联老兵，留下了一段珍贵的战斗经历：

　　一天夜里，姜德与战友赵魁梧、孙曾友随同李明顺团长一起登上了飞向牡丹江的飞机。他们每人都配备了一大包装备，包括有一支冲锋枪、360发子弹和三套服装(苏军军装、日军军装和中国老百姓的服装)。姜德因为带有一台无线电器材，配发了一支军用手枪。为了方便侦察，登机后，他们就立刻换上了日军军装。

　　空降是战损最大的战斗方式。空降兵有一句骄傲的格言：“伞兵生来就是被包围的。”空降侦查小分队更是如此，特别是在伞降的过程中，他们几乎就是活靶子。为了避免被敌人对空火力击中，他们只能采取高跳低开的伞降方式。

　　所谓“高跳低开”，就是跳伞时尽可能高，开伞时尽可能低，减少滞空时间。而这种方式危险性不言而喻。孙曾友就因为没有来得及开伞而牺牲。

　　落地后还剩三个人的侦查小分队马上聚拢起来，随即炸毁了牡丹江南下的铁路桥，使在牡丹江以北的日军和开拓团没法沿着这条铁路南下，被迫转向哈尔滨，没等他们赶到，哈尔滨已经被盟军攻占了，使日军在北方的集团失去了归路。

　　1945年8月9日零时10分，150万苏军分三路对日本关东军发起攻击，抗联教导旅的先遣队担任着向导和突击队，冲锋在前。

　　遗憾的是，在这场百万人规模的光复东北战役中，抗联教导旅的数百人实在太过微小而又分散，以至于不太被战史所关注记录。抗联教导旅指战员充当的向导和突击队，又是战斗中最危险的位置，很多人在第一波冲锋中就倒下了。

　　曾有抗联老战士回忆，在攻打虎头要塞的时候，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出动小分队参加对这座要塞的奇袭，并炸毁了要塞中的“亚洲第一炮”——那门炮的口径达400毫米，威力惊人。

　　但因为回忆者并没有参加这次战斗，因而对战斗的过程和结果所知寥寥。不过，在日本作家冈崎哲夫所写的《日苏虎头决战秘录》中，似乎能够看到抗联教导旅的身影。

　　冈崎哲夫当时就在虎头要塞之中，是虎头要塞幸存下来不多的日本兵中的一员。他记载，在虎头要塞开战的初期，有一批日本侨民逃向虎头要塞，几名持枪的日本武装人员在护送他们。当这些人员纷纷进入要塞的时候，冈崎哲夫看到其中一个人的脸不像日本人，就用日语问了这个人一句话，而这个人却对他笑一笑没有回答，就继续随着侨民一起进到工事里面去了。几分钟以后，要塞里面发生了爆炸。

　　如果冈崎哲夫的记录没有偏差，那么这个对他笑了笑的中国人，只能是抗联教导旅先遣队的一员。

　　更多的牺牲，留下的只有冰冷的数字。

　　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但仍有一些关东军部队继续顽抗。教导旅奉命配合苏军远东第一方面军攻打拒绝投降的日军东宁要塞。经过21天的苦战，东宁要塞终于被攻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枪炮声终止了。这次战斗，苏军牺牲1500多人，其中抗联教导旅18人。

　　根据周保中日记的记载，抗联教导旅共有700多名战士率先杀入国内，这是教导旅的主力，也是东北抗日联军最后的老底子。最后回到国内的人数，周保中记下的数字是362人。

　　9月10日，随同苏军司令部到达长春的周保中，接到了一封渴盼多年的电报：“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的先头部队曾克林已率三千人进驻沈阳。”发电人是冯仲云，苏军沈阳卫戍区副司令。

　　抗联终于和中央接上了关系。

　　日本投降后，抗联教导旅中的中国军人被划分为57个小组，分派到东北各地的大中城市，协助苏军接管当地政权。抗联首先抢占了东北57个战略要点，为中共中央决定10万大军挺进东北起到了先头部队的特殊作用。

　　9月18日，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人彭真、陈云等人到达沈阳。20日，周保中等抗联领导也赶到了沈阳。当晚直至23日清晨，周保中向东北局汇报了抗联的情况。十四年浴血苦战，讲述了足足两天两夜。

　　彭真感慨万分地说：“在我们中国共产党人20多年的革命斗争中，有三件最艰苦的事：第一件是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二件是红军出征后，南方红军的三年游击战争；第三件就是东北抗联的十四年苦斗。”

　　194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将由抗联队伍发展而来的东北人民自卫军和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一起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也就是日后驰骋中国南北的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

　　至此，东北抗日联军完成了全部历史使命，余下的三百多名老兵，投身到澎湃的历史洪流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