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张学良等“捉蒋”方案形成始末

　　绥远抗战的胜利和席卷全国的援绥抗日运动，大大激发了有失土亡家之痛的东北军士气，也使张学良深受鼓舞。他一方面积极同红军和十七路军秘密筹组西北抗日援绥联军，作出兵抗日的准备，另一方面又恳切地向蒋介石再次请求率部开赴前线。11月27日，张学良向蒋介石递交了一封请缨抗敌书，态度之诚挚、心情之焦灼跃然纸上。可是蒋介石回答却是“时机尚未成熟”。相反，蒋介石派陈诚到绥远前线，制止绥远军民的抗战活动，要傅作义防止事态扩大，并要他抽出手来协助张学良、杨虎城“围剿”陕北红军。

　　此前几天，蒋介石还以莫须有的罪名下令逮捕在上海的全国救国会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李公仆、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制造“七君子事件”。蒋介石倒行逆施的行为激起了全国民众的愤怒，各方面人士纷纷向南京政府提出抗议，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运动，弄得国民党当局手足无措，狼狈不堪。12月3日，张学良为了表明心迹，亲自驾机第二次飞赴洛阳见蒋介石，向他陈述了东北军中的抗日情绪已高涨到无法抑制的程度，“剿共”军事行动因太不得人心而实在难以继续进行下去，要求无论如何应派东北军开赴抗日前线。可是蒋介石却根据陈诚的报告，胡说什么日本根本无意将当前冲突扩大为全面战争，在绥远前线的晋绥军和中央军足以抵挡日伪军，因此没有必要再派军队前往绥远，而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必须全力消灭共产党。

　　张学良满腔愤恨，“砰”地一声拉开蒋介石的房门，摔门而去……

　　蒋介石根本无视全国民众的反对和中共的规劝，也不吸取山城堡惨败的教训，一心要把“剿共”战争打到底。他在洛阳把一切策划、部署完毕后，通知所有中央军的高级将领和部分杂牌军的将领速到洛阳开军事会议，进行具体部署。这次与张学良谈崩后，他又突然宣布将会议改在西安举行，且把参加会议的人员范围缩小，只包括直接参与“剿共”的中央军将领和东北军、十七路军将领，以防人多泄密。

　　12月4日，蒋介石踌躇满志，带着不可一世的气焰，乘坐着陇海铁路专用列车，来到西安。他未与任何人见面，直接乘车前往临潼，住进了西安东25公里的唐代御池遗址华清池。

　　蒋介石为了加快他的“剿共”计划，将他的嫡系“剿共”干将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立、万耀煌、陈继承调集西安“督战”。数十万中央军纷纷临近潼关，新购置的战斗机、轰炸机频繁不断地在西安机场降落，大规模的内战乌云笼罩在西安上空。蒋介石自认为，这是最后一次的“围剿”，最多不超过一个月就可以“剿灭”全部红军，他的所谓“安内”大业就可完成，他就可以凯旋京城了。

　　对于蒋介石来说，在对陕甘苏区发动新的“剿共”之前，张学良、杨虎城的东北军和西北军是他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因此，他一到临潼华清池就召见两军的军、师长谈话，用请客吃饭、威吓利诱等手段进行所谓“精神感召”，要他们服从命令，继续“剿共”。并对张学良、杨虎城宣称：“无论如何，此时必须讨伐共产党。如果反对这个命令，中央不能不给以相当的处置。”

　　12月7日下午，张学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驱车来到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劝谏，他想以自己的至诚来说服蒋介石。而蒋介石对此却无动于衷，仍一意孤行。张学良慷慨陈词、声泪俱下：“日寇侵略我国，步步进逼，继东北沦陷后，华北已名存实亡了。最近，绥远又复告急，国家民族的存亡已到最后生死关头。非抗日不足以救亡，非停止内战，举国团结一致，不足以言抗日。继续‘剿共’断非出路。当今抗日是第一大事，红军问题可用政治方法解决，只有一致对外，才能安内，一旦抗日，就能统一。”张学良失声痛哭道：“东北军是亡省亡家的人，他们的抗日情绪不可再压制了，我对委员长是一贯忠诚的，面临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我不能不据理力争，希望委员长能慎重考虑。”

　　张学良的哭谏丝毫未能打动蒋介石，蒋介石烦恼地把正在看的《曾文正公全集》线装书丢在桌子上，勃然大怒，厉声训斥：“一派胡言，你知道什么！共产党的那一套我比你清楚，你是受了共产党的‘迷惑’，当今中国最大的敌人不是日本，而是共产党！‘剿共’是既定的国策！”

　　张学良万分悲怆地回到西安后，把劝谏蒋介石的情况告诉了杨虎城。他们对蒋介石的勃然大怒和顽劣孤行极表气愤，认为蒋是不会轻易改变他的“剿共”计划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对蒋实行“兵谏”，用武力逼迫他改变错误政策。为了做到仁至义尽，张学良建议杨虎城再去劝蒋一次，以做最后的努力。

　　12月8日上午，杨虎城步入华清池五间厅前的平台上，向穿着长衫边看书、边晒太阳的蒋介石谦恭地表示问候。蒋介石欠了欠身子，请杨虎城坐下，两人寒暄了几句后，不等杨虎城把话引入正题，蒋介石就先开了口：“虎城，张汉卿年轻幼稚，容易受人欺骗，你和他一地共事，要多加开导，以免误入歧路。”

　　“张副司令年轻有为，思想敏捷，指挥果断，甚孚众望，是一位难得的将才，很值得虎城效仿……他主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我认为是有道理的。”杨虎城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尽可能让语句平缓一些：“委员长请听虎城进一言，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已经到了危急关头，只有抗日才是唯一出路。依我之见，对于红军的问题，宜采用和平政治方式解决，而不宜用兵。不然，鹬蚌相争，渔人得利……”

　　不等杨虎城把话说完，蒋介石就连连摆手：“荒谬之论，你也是荒谬之论！对于共产党唯一的办法是军事解决，我有绝对的把握消灭共产党，他们现在已经是穷途末路，‘剿共’大业指日可待！”

　　杨虎城原本就料到这次努力难有好的结果，现在果真如此，再谈也是白费口舌，于是便起身告辞。

　　当晚，杨虎城和张学良一起商议“兵谏”扣蒋的具体部署和实施中的具体细节。深夜，一个详细、周密、全面的“捉蒋”方案形成。

　　12月11日清晨，蒋介石在院中散步，见骊山上有两人向这边站了10分钟，顿起疑心，急忙返回厅里。上午，有几个东北军师、营长来约见。晚上，蒋介石在行辕召集张学良、杨虎城、于学忠等将领会餐，商议“进剿”计划。但杨虎城、于学忠未到。蒋介石询问张学良，张学良说他们今晚也宴请来陕的中央长官，等这里散了再请到那边去。蒋介石见张学良精神恍惚，以为是上次遭斥而不快。

　　宴毕，张学良亲自驾车，把几位军政大员送往西京招待所。车过灞桥，张学良说：“你们的命都在我手心里攥着呢！”众惊何故，张笑着说：“我的手一偏，汽车就掉在桥下，你们不就都完了吗？”大家为之一笑。

　　12月12日零点，中共派驻东北军联络代表刘鼎得到张学良的受命，表示即将采取紧急行动，赶紧向中共中央发报：“我已发动捉蒋，请予支持。”但此时停电了，一时电报无法发出。全城也实行了戒严，只得从金家巷步行到南院门口电料行敲开门买电池。

　　凌晨5点半，蒋介石的侄儿蒋孝镇当夜在蒋的卧室外值班，忽听到行辕门前有枪声，知道事情不好，急忙把蒋介石从床上拉了起来。从睡梦中惊醒的蒋介石不知所措，吓得浑身发抖，摸黑披起睡衣，拖着鞋子，拔腿离开下榻的五间厅。

　　这时，枪声正紧。蒋孝镇拉着蒋介石往后山墙门口跑，见门锁着，推着蒋介石从墙上跳过去，往骊山上跑。院墙内高外低，蒋介石一落地，脊骨跌坏了，脚也碰破了，鞋也跑丢了。蒋孝镇脱了自己的鞋给蒋介石穿上，蒋介石说两个人目标大，分开跑为好。这下，苦了蒋孝镇，他跑进了一片荆棘地，两脚扎得钻心疼，只好咬牙忍着。

　　捉蒋的部队冲进蒋介石的卧室，在蒙蒙曙色中，看见蒋的帽子、皮包、假牙等东西杂乱无章地摆在桌子上，床上的被褥尚有余温，判断蒋介石没有跑远。负责捉蒋的张学良卫队营营长孙铭九立即下令搜索全院。忽然，一名卫士跑来报告：“在后山墙下发现一只鞋。”孙铭九随即命令开始搜山。

　　搜山的部队逐步缩小搜索范围，果然在乱草丛中的一个洞口里找到了吓得缩成一团的蒋介石。蒋介石看了一眼孙铭九，又赶紧避开目光，说：“你打死我吧……”孙铭九说：“不打死你，叫你抗日！”

　　蒋介石脸色苍白，上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穿一条白睡裤，浑身上下满是尘土。他一瞥眼，问：“你们是哪里来的？”孙铭九铿锵回应：“是东北军！是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

　　蒋介石身子一歪坐在地上，发怒道：“叫你们副司令来！我腰痛不能走！”孙铭九劝道：“这里不安全，请委员长还是赶快下山。你腰痛，我们背你下山。”蒋还是不动，并要马骑。孙铭九示意左右卫士把蒋从地上架起来，拥推着下山了。来到华清池，蒋又不愿意进西安城。孙铭九和几个卫士连推带拉把他弄上了小汽车……

　　待刘鼎买电池返回时，得悉蒋介石已被捉到，于是即刻把张学良再次拟好的电报发出去：“东、来兄：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望红军全部速集中环县，以便共同行动，防胡敌南进。”

　　周恩来看了西安发来的捉蒋密电后，异常激动，立即走到毛泽东办公室；毛泽东也万分兴奋，他也刚刚看过同一内容的电报。但是，很快，他们平静下来……

　　当夜，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

　　“蒋介石也有今日？”“张学良确实干得不错！”“现在还有什么别的好说的，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

　　很多人在最初一瞬的想法，就是把蒋介石交付人民公审，然后枪毙，为人民报仇雪恨。然而，中共首脑们还是很快从狂喜中平静下来——重要的是下一步。

　　毛泽东分析西安事变的性质时说：“临潼兵谏是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我党抗日主张的结果。因此，事变是为了抗日救国，为了以西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发动的。这是它的进步性质。但是，事实多少带有军事阴谋的方式，扣留了蒋介石等人，使南京与西安处于公开对立的地位，而蒋介石的实力并未受到打击。因此，如果处理不妥，有可能造成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危险，妨碍全国抗日力量的团结。”

　　接着周恩来以他特有的沉着和冷静，深刻地指出西安事变的两种发展前途。他说：“由于事变的发动而引起的新的大规模的内战，使南京的中间派走向亲日派，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以致日本更顺利侵略中国。这是德、意、日国际法西斯侵略阵线所欢迎的一种前途。另一种前途，则是由于事变的发动，结束了‘剿共’内战，使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反而得到早日实现，使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迅速建立起来，这是国际和平阵线和全国人民所竭诚拥护并要使之实现的。”

　　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天早晨，最后决定：全力争取实现第二种前途，应张学良、杨虎城要求，组成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

　　恩来同志：

　　弟此间必须准备整理，在6个月功夫，如时机迫切，那就例外了。

　　贵我两方，屡生误会。必须互谅互信而调整之。

　　外间情况等等，嘱刘同志面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