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曾作"复古"打油诗：诗后附斋号 用阳文篆印

　　在新文化运动中发明“她”字、证明《论语》的“论”字应作二声的刘半农，虽因染病早亡，身边友朋遗事、遗文、遗论却不少。围绕他与胡适、周作人、陈独秀、钱玄同等人的交谊旧事，早已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掌故珍闻，时常为后人所提及。

　　本文所记述的，是胡适的一首没有发表的打油诗。

　　1934年7月1日，陶亢德主编的《论语》第44期上，刊载了刘半农《自题画像》诗一首。诗云：

　　名师执笔美人参，画出冬烘两鬓斑。桐眼注明劳碌命，评头未许穴窬钻。诗文讽世终何补，磊块横胸且自宽。蓝布大衫偏窃喜，笑看猴子沐而冠。

　　刘氏写这首诗时43岁已过，44岁未至，既不像传统整十寿诞的自寿诗，也不似旧派文人的所谓“像赞”。当时与之唱和的友人并不多，只有周作人和诗云：“宝相庄严许拜参，面皮光滑鬓毛斑。眼斜好显娥眉细，头大难将狗洞钻。脚下鱼鳞方步稳，壶中芝豆老怀宽。布衫恰是新章服，抵得前朝一品冠。”刘氏的自题诗纯属游戏之作，周氏的和诗也颇有戏谑之味。

　　当时，胡适也曾和诗一首，只是他先将诗作寄给了周作人，请其指正，错过了在《论语》上的发表刊期。可半月一刊的《论语》，待到7月16日第45期时，刘半农已先于7月14日因在西北调查方言时染回归热病(即“猩红热”)遽然而逝。胡适的和诗错过了《论语》的两期，斯人已逝，这首原本同样属游戏之作的诗作，自然也仍就搁置在周作人手中，再也没有发表的可能了。

　　时光电逝，刘半农逝世近30年后，胡适也于1962年心脏病猝发而逝。这期间，周作人在与香港友人鲍耀明的通信中，终于透露了胡适的这首和诗，并将诗稿附赠。他在信中特别提示说，“今日检旧纸，找得胡适之的打油诗二纸(他的印章极为少见)，附呈，可以见他的风趣……”(详见《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第195页)这首和诗仍然是胡适惯有的打油诗风格，白话文写作，戏谑意味鲜明直接。诗云：

　　未见名师画，何妨瞎品题？

　　方头真博士，小胖似儒医。

　　斫长同名姓，庄家“半”适宜。

　　不嫌麻一点，偕老做夫妻。

　　诗后附言曰：和曲庵自题画像，敬乞知堂先生指正，藏晖。这里的“曲庵”、“知堂”、“藏晖”分别为刘半农、周作人、胡适的斋号，一贯标榜白话新式文学的胡适能落这样的款识，也颇少见，至少在形式上是很有些旧式文人做派的。

　　再来看周作人提到的极为少见的胡适用印，诗稿笺纸抬头钤一枚长方形阳文篆印，印文为“但开风气不为师”；落款处钤一枚方形阳文篆印，印文为“适之长寿”。就目前存世的胡适题字、题诗、文稿来看，他的确很少用印，即便偶尔使用，也只是简单的私人名章而已。像这样钤两枚印章，颇有“复古”风味的题诗还从未得见，相当罕见。当然，胡适毕竟是胡适，作为新文学运动的开辟者之一，可以看到其钤印的随意性与“现代性”，并不完全符合传统书画中的用印“章法”——如抬头印的尺寸并不适合这种小尺幅诗稿，且钤印位置也略失衡；1934年时，胡适与刘半农同为43岁，落款处钤“适之长寿”，于情于理也皆不合宜。

　　换句话说，这首看似颇有“复古”情调的胡适题诗，实际上还是体现着胡适本人的新文化运动身份的，还是极为充分展现着胡适本人的现代性观念的。那么，这首本来以戏谑格调为主旨的打油诗，在呈交周作人指正之后，为何周氏始终没有明确的意见见诸记载，也没有为《论语》半月刊所用呢？

　　最重要的原因无非就是上述的时间问题，刘氏的突然离世，使这样的和诗不太适宜发表。其次，周作人对和诗未置一词的原因，恐怕还在于这首胡适“想当然”的和诗，还根本就不符合唱和步韵的基本诗法。

　　刘的原诗为“天田”韵，周的和诗也规规矩矩地步了“天田”韵，而胡诗却莫名其妙地用了“机微”韵。虽然，刘、周、胡三人皆是新文化中人，都是新文学倡导者，并不介意这些传统诗法中的“天经地义”，可三人毕竟也都是接受过中式传统教育的，且刘氏本人还是研究中国古音学的留洋博士，因此无论刘氏还是年岁稍长的周氏，不可能不知道这首和诗的“机微”韵是直音，与原诗“天田”韵的抵腭音完全不搭调。这样的和诗，友朋间戏谑调笑也就罢了，发表出去确实不合适。

　　周作人对此一笑了之，存而不改，只是搁在箧中聊作纪念，胡适的这首佚诗也就如此这般地产生了。至于晚年周作人认为胡适对刘半农“看不起，明嘲暗讽”，是否就是因此诗而起，并无确证，也只好存而不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