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知青文学：突围之路在于“新”

　　知青文学:突围之路在于“新”

　　谈及我国的当代文学史，知青文学肯定是绕不开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在“伤痕”“寻根”“反思”等一系列文学思潮里，知青文学于其中发出重要声音，那也是知青文学最为辉煌的时期。今天再度说到知青文学，当然无意于做文学史上的回溯，只是因为，最近几年知青题材的持续发力，让人不能不投去关注。

　　2010年，诗人韩东，推出长篇小说《知青变形记》；2011年，知青文学代表人物之一的叶辛推出长篇《客过亭》；2012年，另一位知青文学的代表人物梁晓声，推出了长篇《知青》。

　　连续三年，每年至少都有一部知青题材作品成为一时的话题，这在知青文学式微的大背景下，显得有些非同寻常。更不寻常的是，2012年，武汉大学出版社曾一口气推出“红土地之歌”、“黄土地之歌”和“黑土地之歌”三个系列近40部知青题材作品，囊括国内众多的一线作家。这种大规模出版形成的声势，使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推出都梁的《血色浪漫》，都显得有些小格局。尽管，这已经是该书自2004年的长江文艺出版社版、2007年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版之后，版权的再度更迭。

　　到了2013年，知青题材继续保持发力的状态。

　　多样化表达丰富知青文学的内涵

　　一方面，近年来除了散文和随笔只出版过短篇小说的韩少功，在《收获》上发表了知青题材长篇《日夜书》，并由上海文艺推出单行本，再次“重返知青现场”。另一方面，距离推出《知青》不到一年时间，梁晓声又推出了《返城年代》。更引人关注的是，他在此书出版之后宣布，将不再书写知青题材，“这一路写过来，我已经对得起‘知青’两个字了，该由别人再做一些了。”

　　一个是重返，一个是诀别，不一样的文学姿态，一样勾扯起我们对于知青题材的关注。

　　相比之下，另外三部知青题材作品《陕北往事》《北京知青》和《黄勇智知青生活漫画集》的推出，就显得有些落寞。不过，这三部作品，对于知青题材的发展，仍具有一些开创性的意义。

　　《黄勇智知青生活漫画集》的作者，是重庆漫画学会会长黄勇智。这本号称“我国首部反映知青生活的漫画集”的作品，以其在四川蓬安当知青的生活为素材，运用漫画的形式，将动员下乡、插队落户、招工返城、改革开放等知青故事一一展示。我们姑且不去争论，“漫画”的方式，是否适合于承载“知青”这么沉重的话题，但就其对于知青题材表现形式的扩展而言，这无疑是一次勇敢地尝试。

　　《陕北往事》和《北京知青》尤其引人注意。一是二者自传体小说的文体属性。一是这两部小说作者普通知青（仅指非专业作家）的身份，这在普通知青多写回忆录或口述实录的语境之下，颇为不易。《陕北往事》是北京知青朱学夫以在陕西富县插队时的经历创作而成，《北京知青》虽然没有标明自传性的身份，但主人公“我”的名字“小博”与本书作者夏华博之间有意无意的牵连，则让我们相信，所谓的“小博”，不过是作者玩了一个小小的把戏。

　　如果说，漫画形式的出现，意味着知青题材在经历过这些年的开掘之后，其表现更趋多样化，那么，《陕北往事》和《北京知青》的出版，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普通知青，加入了文学化的知青叙事。

　　知青文学与知青题材影视剧，谁在“他化”谁

　　从表面上看，知青题材的再次抬头似乎是成立的，甚至有媒体发声知青题材将会迎来新的发展契机。事实果真如此吗？

　　就记者看来，当前知青文学的受关注，其实更多的具有“阶段性”爆发的特点。

　　在21世纪之初，知青文学也曾有过一次“阶断性”的出彩——2001年，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过一套名为《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的丛书，“该书自今年1月出版以来一个月内便重印了三次，累计印数达2万套之多。”

　　丛书的策划人、责任编辑岳建一先生表示，这套丛书意图“通过知青记录自己真实的经历这一民间写作、民间记忆的形式”，“再现出知青生活的真貌”，是基于以往出现的知青文学作品“都存在着难以回避的弱点”，“津津乐道于虚构奇特的故事而普遍地缺少灵魂的深度，缺少最真实的视觉、痛觉和耻感，尤其是缺少直面历史、进行自省和忏悔的勇气，没有真实地记录下知青的历史”而来，因此，《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的6部作品（《落荒》《无人部落》《泣红传》《羊油灯》《狼性高原》《审问灵魂》），虽然囊括了长篇纪实文学、长篇非虚构文本和长篇纪实小说，但坚决与虚构划清界限。

　　如果说，本世纪初知青题材的这一次备受瞩目，是源自对之前“知青文学”本身缺陷的补充，还属于文学层面的自我修复。那么，近年知青题材的受捧，则更多的是非文学化的因素在起作用。

　　其中，助力最大的，恐怕要感谢知青题材影视作品——一如《血色浪漫》《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北风那个吹》以及《知青》的热播。而在热播之后，产生的诸多争议，又反讽似的收获了很多关注。

　　当年，《血色浪漫》在改编成同名电视剧之后，原著都梁对于剧本的改编曾有诸多不满，口水纷飞之下，也成就了小说《血色浪漫》几年间的版权更迭。《知青》在央视热播之时，漫天的叫好声之外，批评的声音也异常响亮。有批评者指出，“《年轮》和《知青》对‘文革’和‘上山下乡’运动进行了他者化、娱乐化、温情化的书写”，这让知青题材一时处于舆论风口浪尖。再回想起2013年知青题材作品大规模的出版风潮，很难不叫人相信，不是借了《知青》的东风。

　　找寻新的视角，知青文学或许还有明天

　　文学化因素的影响衰退，对知青题材的发展造成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

　　从图书的销售情况，就可以管窥端倪。在2013年出版的几部知青题材作品里，《日夜书》和《返城年代》是销量还算有保证的，而像上文提到的其它三部作品，市场的反应并不理想。

　　韩少功的《日夜书》尽管以其“自省意味”的描写，折射出了“人性的光辉和时代的变迁”，但如果没有“韩少功”这块金字招牌，没有韩少功多年隐忍一朝露面带来的媒体轰动效应，想要在图书市场脱颖而出恐怕也并不容易。

　　《返城年代》多半是占了梁晓声“不再写知青题材”和同名电视剧的光，于文学上的意义几乎可以不谈——尽管，梁晓声一直强调《返城年代》是在强调宽恕与自我救赎的命题，但这个命题对于知青文学来说，并无多少开创性的价值。而且，因为它是从剧本改编而来，书中仍保留有分镜头式的剧本式语言，这对文本本身也是一种伤害——作为老一辈的作家，这种不负责任的成书态度，很难让人欣赏。

　　思量起来，《北京知青》等三部作品的市场表现，或许才是知青题材现今影响力的真实写照。《北京知青》一书的市场推广其实做的已经相当到位，在宣传语里不仅翻出原书手抄本《哥们儿姐妹儿》“在当年的知青以及现在海外华人圈中广泛流传”的老底，甚至有意强调该书作者“二十年前就已移居海外”，“所写中国的那一段扭曲的岁月更加大胆、更加残酷，更敢说真话”，无非就是想借“还原知青生活原貌”的幌子，制造话题来吸引更多的关注。但是，市场的平淡反应，却是真真切切的。

　　时至今日，“知青题材”的市场号召力已然衰退。当年的卢新华，以一部7000余字的《伤痕》，一书成名天下知；1978年8月11日的《文汇报》，因为刊发《伤痕》，最终加印至150万份——这样的影响力已经很难再现。

　　一方面，那一段历史毕竟相隔久远，时间消解和包容了一切，曾经的伤痛过往，多多少少被岁月抚平。而随着知青一代人的老去，构成消费主体的年轻人，缺乏对于“知青生活”的感同身受，其对于知青文学所表现的生活的认同与感受并不像自己的父辈那么强烈。更何况，如今还有足够丰富的阅读选择。

　　另一方面，知青文学一直存在的或控诉或诗化的毛病，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文学评论家汪政当年在评价张抗抗的知青题材作品《隐形伴侣》时，就曾说过，“知青作家确实存在如何面对过去，如何确立自己的身份，如何接续‘文革’前后的生命历程，以及如何解决自己那一代的精神财产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些问题都远非简单的批判与简单的诗化可以解决的。”知青文学发韧三十余载，到了2013年，对知青生活的表述还停留在“更加大胆、更加残酷，更敢说真话”上，这实在是让人不能原谅。

　　当然，话又说回来，即使评论对知青题材的前景不持乐观态度，但也并不意味着，知青题材就到了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毕竟，这是一段值得整个民族深思的历史；毕竟，数量庞大的知青群体依然存在。正如知青代表作家叶辛所说过的那样，“知青题材作品就像抗日战争、辛亥革命等题材作品一样，作为反映那个时代历史风貌的载体，是有强大生命力的”。对于知青文学而言，尽管想要重现上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那种百花齐放的局面不易，但并不妨碍其以不时回望的姿态，出现在人们视线之内。

　　“如果这段历史还可以成为一个写作资源的话，其关键应该是如何在客观的前提下不断地寻找新的视角，不断重现那被重重话语拭擦与遮蔽的历史真实，特别是勘探出新的意义。”这句话，仍然来自汪政对于张抗抗《隐形伴侣》评论——即便是到现在，也依然适用。

　　文/本报记者刘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