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虫伉俪"编"本虫纲目" 采虫30年发现330新物种

李利珍、赵梅君夫妇在实验室研究昆虫标本。 (资料照片)

　　李利珍与李时珍，一字之差。与遍尝百草、采药九州的先辈相比，如今李利珍的标本采集地也覆盖了约30个省份，只不过他采的都是“虫”。夫人赵梅君与李利珍一路同行，这对上海师大生物系教授夫妇，这些天正忙于编录一部《本“虫”纲目》，为数万种昆虫制作“身份证”。

　　“虫媒现象”，成全几对

　　大自然，昆虫是花粉传播媒介，李利珍夫妇的“媒人”也正是小虫。30多年前，李利珍考入山西农大植物保护系，结识了同班同学赵梅君，他们学习的主要对象就是害虫。两人双双毕业留校，从教多年后赶上“留学潮”，相继赴日攻读硕博。虫鸣的季节，逢上周末，他们骑着摩托车，到学校周边的山林中采集昆虫样本。学成后，两人又双双归国，先后调入上师大。

　　他俩的宝贝虫子都是 “鞘翅目隐翅虫科”的。相比灵长目人科、食肉目猫科，“鞘翅目隐翅虫科”似乎很冷僻。李利珍说：“鞘翅目就是甲虫，而隐翅虫与瓢虫、金龟子、天牛等并列，都是属于甲虫的各科。”他多少有些自豪地说，“这个世界上，人类已知动物约150万种，其中昆虫多达100万种，其中甲虫占到33万种，其中隐翅虫就有五六万种。”可以说，隐翅虫是地球上最大的一个科。

　　在师大园第一教学楼顶楼，他们实验室库房，仿佛一座昆虫博物馆。桌上、橱里以及橱顶，都叠放着带玻璃盖的标本盒。盒子侧面，用标记笔写下序号，已达4位数。粗略统计，这个“环境昆虫学实验室”保存了10万只隐翅虫标本，乃全国最大“馆藏”。每一种隐翅虫的标本，都经野外采集、灭活防腐，再经显微镜下测量、拍摄、解剖等，连虫子尾部生殖器有几根毛都记录在案。人虫共处一室，“虫媒现象”在李利珍夫妇实验室十几名学生中传播开来。

　　李利珍笑着说，他的博士大弟子、二弟子留校任教，都与当年的实验室“室友”成了家，在读的博士生殷子为也是“夫妻档”，其他已毕业离校的同学还有好几对。“他们总是悄悄地，一开始不让人知道，后来才告诉我们。”

　　几遭被咬，仍不怕虫

　　然而，野外考察绝非浪漫的事，李利珍就遭到隐翅虫毒手。一次他在溪边点着夜灯，招来小虫飞进了脖领间，他下意识地扑打了一下，没想到竟是最熟悉的隐翅虫——这下糟了！这种红绿相间的隐翅虫，不足1厘米长，体液带毒，被打后在皮肤上留下一道红印。一两天后，引发皮炎，感觉火烧一般。过了半月，伤处变黑，才逐渐恢复。

　　他捋起裤脚管，在袜口周边，白净的皮肤上还隐约可见好些小斑。那次是去西双版纳的自然保护区，李利珍一失足踩进了马蜂窝，一只脚上顿时被叮上一二十只马蜂。尽管隔着长袜子，脚踝上方仍迅速肿起，就像打了绑腿。深山老林里，得开一天车才能送医，李利珍只能咬咬牙，“等腿麻了，就没啥感觉了”。幸好只是小马蜂，没让他送命。

　　几次三番受伤，却仍不怕虫咬，哪里“原始”去哪里。长白山地下森林，最令李利珍兴奋。那里枯叶及膝，像踩在雪地里。他告诫身边3名师生，若离开栈道百米，务必及时回到栈道。自己却只身带着采集工具，一网一网地筛落叶，一时兴起，他深入林中，迷失方向，再也找不到栈道了。李利珍只得孤注一掷，朝一个方向死命地走。尽管实际上走错了方向，但他最终幸运地在落日时回到同伴身边。

　　经年累积，李利珍夫妇及学生们忠实记录下这个“多彩的昆虫世界”，他们主编出版了同名生态图集，披露600种昆虫在原始环境下的生活照。每一幅都是扛着沉重的微距摄影器材，静静守候多时才拍下的。这部饱含冒险精神和科学审美的大书，与众多科研成果一起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

　　有用，只是最后一步

　　不止一个人问过这对“昆虫伉俪”：研究这些小虫子有什么用吗？“‘有用’只是最后一步。”李利珍语气坦然，带着远见。

　　李利珍桌上并排着两台电脑显示屏，两屏窗口可以左右拖移，全是长长的电子表格，“词条”是拉丁文打头的。原来，他和夫人正在主编13卷本《中国甲虫名录》的“隐翅虫科”一卷，全国隐翅虫共有3000多种，生物资源信息是海量的。从硕士生期间发现4个新种算起，李利珍夫妇已发现330多个从未在国际上报道的新物种，占中国种十分之一，形成自主知识产权。

　　在那些标本盒中，每根标本针的底下都插着一张小纸片，类似“出生牌”。如果标牌是红色的，就代表这具标本是首个被报道的新种，且独此一件物证。李利珍不无遗憾地说，从前中国昆虫学家研究国内新种，不得不去海外博物馆讨要“红牌标本”，因为老外从19世纪起就来华搜集虫种。

　　“昆虫伉俪”每每端详这些“红牌”小虫，就爱不释手。他们说，隐翅虫潜在的用处或许不少，比如它们食肉，飞行速度快，可捕小害虫；它们也食腐，可分解动植物残体，成为循环界“清道夫”。最近，校内其他课题组发现隐翅虫毒素以毒攻毒，能用于皮肤溃疡等。折叠在甲壳内的“隐形翅膀”，终会展开。

　　记者 徐瑞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