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谈母亲：算是半新半旧的女性

　　当代学者钱理群先生被认为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在这本《我的家庭回忆录》(漓江出版社出版)中,作者深情回忆了父母和兄弟姐妹在中国二十世纪历史变迁中起伏跌宕的人生,以缜密通透的笔力、丰富翔实的细节,再现了钱氏家族成员坎坷曲折与探索奋斗的人生经历。

　　哦,你是我的父亲

　　这一两年,竟不断地写起追悼文章来——每一篇都偿还一笔精神的债务:给老师,给亡友,给……

　　最应该偿还的,留在最后。

　　我不知道该写什么,该怎样去写——我几乎无话可说,却又有太多太多的话要说……

　　因为你留给我的记忆几乎是一片空白。

　　因为我永远摆脱不了你,我的命运与你紧紧相连。

　　哦,你是我的父亲,我是你的儿子。

　　明年某月某日——我甚至都说不出具体的时间——是你的诞辰百周年忌日；在这多雪的北方的早晨,坐在未名湖畔,我想着遥远的南国的海的那一边,端坐在冰冷的石座上的你,却无法想象,更不能具体地说出你的容颜、你的声音、你的思想……你对于我,永远是一个陌生的存在,一个偿还不清的精神的债主!

　　多少次,我努力地想从记忆的坟墓里,挖掘出你的形象,但收获永远只是印象的碎片:1948年的冬天,南京中山东路一家小吃店里,一个穿着长袍的沉默的中年人,带着长着圆圆的大脑袋的小男孩,在吃着什么——仿佛是汤圆,仿佛又不是,模糊不清了。男孩很快地吃完了,望着仍在细嚼慢咽的中年人,中年人微微一笑,把自己碗里剩下的,一个个地夹到男孩的碗里,突然长叹了一声……

　　这唯一留下的瞬间记忆,经过几十年风风雨雨的拍打,竟化作我生命中的永恒:父亲,你哪里知道,你的沉默、微笑,连同你的一声叹息,是怎样地让你的儿子千百遍地咀嚼,温暖着,又咬啮着他那颗破碎的失落的心!……

　　还有挂在墙上的你的巨幅画像,留在我的记忆里的,仍然是你的严肃的微笑。这已经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你亲自购置的南京武夷路22号小楼母亲的卧室里,你日夜陪伴着母亲,也时时从墙上望着我、哥哥和姐姐。我知道你在海峡那一边,却不怎么想念你——我们已经习惯于家庭生活中你的缺席；即使当年我们全家住在南京江苏路、中山东路的时候,你不是出差在外,就是和来往不绝的客人谈论公事,少有和家人闲谈的时候。但偶然瞥见墙上的你在对我微笑时,不知怎么的,我总有一种安宁感。“那是我的父亲,父亲。”我对自己说,同时有一股温馨袭上心头。但母亲却时时念着你,每逢过年过节,总要多摆几副碗筷——为你,也为远在异国的大哥和三哥。这时候,我似乎感到了一种生命的沉重与悲凉,但也只是刹那的感觉,很快就忘了:那时候我还不懂人事。

　　待到你的画像从墙上取下,并且永远在家中消失时,我才开始感到了你的分量:你与我以及全家的命运息息相通。起初还是中学生的我只觉得奇怪,想去问母亲,看到她一脸愁容,便不敢开口。还是“新奶妈”——长住我们家的女佣,你一定记得的——悄悄告诉我,四哥(他是共产党员,在南京团市委工作)因为家里挂着你的像,与你划不清界限,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我已经说不清当时的反应,仿佛觉得有些奇怪,又分明感到了一种精神的威压,而此后母亲死一般的沉默尤使我不安,从此,不祥的预感便笼罩着这个温馨的家庭。

　　考验终于临到我的头上。1953年,刚满十四岁的我,便提出了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申请,这在我们那一代是天经地义的归宿,仿佛到了十四岁,就应该、也必然成为青年团员。但我的申请,却遭到了拒绝,尽管当时我是全校老师、学生公认的学习、品学兼优的模范学生。面对这晴天霹雳般的打击,一阵天旋地转以后,我顿时产生了低人一头的屈辱感,仿佛刹那间我从天之骄子变成了二等公民。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番情景:我的入团介绍人,也是我的好友,一脸严肃地正告我:必须从思想、政治与行动上与反革命的父亲划清界限。“反革命?”我差点大叫起来；我怎能把已经渗入记忆深处的严肃、沉静、微笑着的你,与在我的观念中早已是十恶不赦的反革命联在一起?在我这样的十四岁的中学生的心目中,父亲与革命,都同样神圣,现在却硬要在这两者中做出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这未免过分残酷,我感到了掏心挖肺般的痛苦。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我的那位好友,整整一个暑期,每天都要到家里来说服我；我知道,那是组织交给他的任务,他自己也怀着极大的真诚与热情,希望帮助我闯过这一关。他总是不等坐定,就急急忙忙地把该说的几句话说完,然后突然沉默下来,用急切的眼光望着我。我知道他想让我说什么,我也真想说出他想让我说的话,那样,我们俩都可以松一口气,卸下那对于我们来说是过于沉重的精神的负担,然后可以痛痛快快地去做我们愿意做的事——我的朋友当时正在狂热地学习作曲,我也正热心于作词,我们本是天然的合作者……但我却怎么也说不出来,只能怔怔地抱歉地望着他；他也呆望着我,似乎也怀着某种歉意。时间到了,他默默地站起来,我也默默地送他到家门口,空气沉重得令人窒息。我真想恳求他不要再来,但第二天他仍然来了,在同一个时刻,一分钟也不差。呵,父亲,你这时正在海峡的那边为台湾农业的振兴奔波,你当然不会想到,你竟使你的小儿子承受了这样的精神折磨!但我却因此而深深地怨恨你了。多少次望着那曾经挂过你的画像的白墙,我默默地想:要是父亲的形象也能像画像一样永远消失,要是我根本没有这样的父亲,那该多好。呵,我竟敢否认自己父亲的存在,我这罪孽深重的儿子!我为自己的念头吓坏了……

　　从此,与反动父亲划不清界限,就成了我永远洗刷不清的罪名。我终于从北京流放到了贵州安顺,正是传说中的夜郎国的所在。在我简单的行囊中,有一张父亲的照片,这是我从母亲那里要来的。但我从不敢翻出来,仿佛看一眼本身就是一种犯罪；但又始终保留着,我知道那是我们父子间最后的精神联系。不管看与不看,“他”存在着,这就足以给我的越来越孤寂的心以某种慰藉了。但万万没有想到,这一点慰藉竟使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文革”中,当红卫兵从我的箱底翻出这张照片时,我再也逃脱不了“反革命孝子贤孙”的罪名。面对着红卫兵的质问,我无言以对。当时正盛行着“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革命逻辑,我也为自己的大胆(解放后几十年,还保留着父亲的照片)吓蒙了。我唯有低头,认罪,忏悔,说不上真诚还是不真诚,只恨不得割断一切社会联系(因为每一个联系都是一种罪恶),还一个一无牵涉的“自己”。因此,当后来学校革命师生给我平反,将父亲的照片还给我时,我几乎是毫不迟疑地将它付之一炬——事情过去很久以后,我才惊讶自己当时的平静。记得有一位学生提出了异议,他问我:“儿子为什么不可以保留自己父亲的照片呢?”我望了他一眼,只觉得他的问题提得奇怪:我已经心如死灰,以为人世间早已无感情可言,更别说父子之情……

　　但我很快就受到了惩罚:当我得知父亲1972年在台北悄然去世时,我才猛然省悟:我做了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我亲手烧毁了对我有着养育之恩的父亲的形象!呵,我这大逆不道的、罪恶深重的儿子!

　　尽管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旅居美国的三哥归国,又带来了父亲的照片,我却再也不敢正视。我的眼前,永远晃动着那地狱般的图景:我亲手点燃的火,一点一点地吞噬了我的父亲——他的沉思、微笑,连同他对我全部的爱和期待!……

　　我的母亲:这也是一种坚忍和伟大

　　周作人在一篇文章里谈到,他读了清人笔记《双节堂庸训》里的一段记载:“吾母寡言笑……终日织作无他语。”不禁黯然,因为他的祖母就是这样“忍苦守礼”,“生平不见笑容”。周作人的这段话同样引起了我的共鸣: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也是这样坐在那张破旧的藤椅上,“终日织作无他语”,并且不见笑容。

　　我的母亲不是周作人祖母那样的封建大家庭的旧式妇女。外祖父项兰生先生是杭州著名的维新派人物,除了开办新式学堂、白话报以外,还专门请了老师让自己的长女从小习读英语,母亲至少也算是半新半旧的女性,她应该有不同于周作人祖母的命运。而且,我知道,母亲的本性也不是如此:家里的人都告诉我,她是喜欢热闹的。

　　然而,从我懂事时起,母亲留给我唯一的印象,又确乎是这样终日织作无他语,也无笑容。

　　这是在1949年以后,父亲到了海峡那一边,把母亲和年龄最小的三个子女留在了南京武夷路22号那栋空空洞洞的大楼房里——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以后。

　　一夜之间,母亲由一位受人尊敬的夫人变成了反动官僚的家属,成了人人都以怀疑的,甚至敌视的眼光望着的“不可接触的人”——这是历史巨变必然带来的个人命运、地位的变化。

　　母亲以惊人的决断与毅力迅速地适应了这种变化。她主动上缴了留在身边的父亲的“反动证件”,以及一切可以让人联想起父亲的东西(但她仍然留下了她与父亲结婚时的合影,并且一直保存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环顾四周,选定了那张破旧的藤椅,坐在上面,开始编织毛线,缝补衣物,并且再也不动了。

　　从此不再和我们——她的子女,以及任何人谈论父亲,以及与父亲相联系的家庭的、她个人的历史。尽管她内心深处仍时时煎熬着对于父亲以及远在太平洋彼岸的两个儿子的怀念。开始,她每逢过年,都要多摆上几副碗筷,用这无言的安排表达自己无言的思念。后来,外在压力越来越大,这样的仪式也都取消,于是,思念也变得了无痕迹。本来她满可以借某种倾诉减轻内心的重负,但她不,她守口如瓶:既然人们已经宣布那是一段罪恶的历史,那么,她的口就是那道关住罪恶的闸门,而且一关就是几十年,至死也没有开。

　　而且她小心而顽固地断绝了与海峡彼岸的一切联系。上世纪60年代,在美国的三哥辗转托人带来口信,表示愿意对家庭有所资助,尽管这显然有父亲的意思,母亲断然拒绝。上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后,三哥又托人登门看望,请母亲在录音带上留下几句话,母亲依然一口回绝:她宁愿沉默到底。

　　但她却以极其谦和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一切人。无论是谁,包括邻居的孩子,对她提出的一切要求,她都全部满足。政府的、居委会的一切号召,从为灾民捐赠寒衣,到“大跃进”献铜献铁,她都一律响应。后来居委会要求借我们家的汽车间举办学习班,全家人都不赞成,母亲毫无二话,表示同意,自己也去旁听,跟着邻里的老老少少学唱革命歌曲。以后居委会又提出,周围居民住房紧张,希望我们将楼下的客厅、餐厅全部让出,母亲依然满口答应。客户搬进来后,每月计算水电费,母亲总是以自己多出钱为原则。在日常生活中,凡有争执,无不退让了事。我多次责怪母亲过分小心,大可不必,母亲总是默默地看我一眼,却不作任何辩解。

　　当那场史无前例的风暴掀天动地而来时,全家人都认定这回在劫难逃,惶惶不可终日。最后一切都没有发生,居然逃脱了抄家之灾。在那个横扫一切的年代,真算是个奇迹。后来,有人悄悄告诉我们,是居委会的老工人师傅劝退了红卫兵,保护了“老太”(这是邻居们对母亲的昵称)。

　　母亲的身体越来越衰弱,她终于挺不住,病倒在床上。我清楚地记得,在那个寒冷的冬夜,母亲拥被而坐,咳喘不止,对着从数千里之外赶回探视的儿子,断断续续地说道:“这几十……年来……总算……没有……连累……你们。”说完坦然一笑,又沉默了……

　　我的灵魂却受到了猛的一击:呵,母亲这几十年如一日地默默不言,忍苦守礼、守法,全是出于对她的子女刻骨铭心的爱!我凝望着因习惯于无语而显得麻木的母亲石刻般的脸,突然醒悟:在这历史的大风暴中,正是母亲用她那瘦弱的肩膀独自承受了一切,默默地保护着我们每一个子女,这是怎样伟大的母爱呵!……

　　我无言,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

　　我愿意永远地俯首于这幅圣母图前——母亲端坐在藤椅里,终日织作无他语,也无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