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不赞成用古代传统思想抵挡西方思想

　　梁晓声：原名梁绍生。当代著名作家。曾创作出版过大量有影响的小说、散文、随笔及影视作品。中国现当代以青春文学成名的代表作家之一。

　　龙应台曾经说：“知识分子历来就有矫正社会恶疾和唤醒民众的使命，包括基本概念的重建。在这一点上，作家梁晓声先生是令人尊敬的。”

　　在梁晓声的新作《中国生存启示录》中，一改往日的批判作风，告别“郁闷”“忐忑”，告诉人们如何用一种人生智慧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如何在浮躁险恶的社会中获得属于自己的幸福。

　　不幸福的人生感觉人人都会常有，是生存竞争压力对人的心理造成的负面感觉，不同的人面临不同的生存竞争压力。但有时候，也与我们对人生的思想方法有关。如果能提前对人生多几种考虑、打算、选择，也许人生的回旋余地会大一些，压力会小一些。正如梁晓声所说：中国人可以在幸福与不幸福中选择幸福。

　　本书涉及了文化、政治、善与儒家等多方面议题，在腾讯书院举办的讲座上，梁晓声对自己的新著进行了深层解读。

　　我们的文化发生了断裂

　　1900年后的几十年，差不多可以定义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期。其实就是两方面，一方面要改造国家，一方面要改造中国人。但到后来，大家都不思考，只剩下一种思想。

　　我建议在读书的朋友们可以做一个表格，就是1900年往前和西方加以比照，就会发现此前那200年里正好是欧洲诸种思想像礼花一样展开，而中国的这200年几乎就是空白，我们只能梳理出康熙辞典、全唐诗、四大名著，在这么大一个国度仅有四大名著太不够了。

　　在过去五六百年的时间里，我们这个国家在文化上其实发生了断裂。

　　我走的是经典作家们走过的路

　　我还是文学青年时，在“文革”前已经把哈尔滨市中学生能找到的书全读遍了，我相信文化能化人，我相信文化可以改变一个人。

　　一个初中毕业生，中国那个年代的中国初中毕业生已经开始读法国革命史，开始读伏尔泰，开始读卢梭。这就形成了我个人对于作家和知识分子的思考，别人问我一个作家为什么要写这些？我就告诉他，你真的不知道吗？当年在欧洲那些好的作家都这样做过。雨果这样写过，托尔斯泰这样写过，屠格涅夫这样写过，萧伯纳也这样写过。

　　我所走的路是和他们完全一样的，这样写了一批散文、杂文之后，出版社从我的散文、杂文中选择了其中的一部分，然后由出版社起了一个书名。我也是在接到这本书之后，发现这本书是这样的书名。

　　拒做儒家思想的优秀生

　　书中收了《拒做儒家思想的优秀生》，这不是我文章原题。但原题我也想不起来了。

　　儒家思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为历代帝王们所尊崇，这里肯定有营养，我对孔子是这样来定位的，第一他是伟大的思想家，第二他是封建历史时期的思想家，第三不能断然否定他的思想营养，但也绝不可以说把那样的思想拿到今天来就可以疗治、解决今天世界和今天人类的全部问题。

　　有些知识分子朋友和我不一样，人家以研究古典思想史或古代思想史为专业，研究了一生，理所当然就形成了一种要维护的心态。但我不同，我不把这些作为专业，我不认为可以把古代的传统思想作为盾来抵挡西方的思想，并且心里在想：“不用你们，学习自己老祖宗的思想就够了。”我觉得这种心理是我绝对不赞同的，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才写下了这篇文章。

　　道德应寄望于先富阶层

　　我写这本书的意思，并不是说只有底层是道德的，只有草根是道德的，只有平民是道德的，道德这个词专属于底层，不是这个意思。

　　以我来看，我们只能寄望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变得更道德一些，我们不能以道德的立场去看目前那么多的农村打工青年；我们不能对于在井下蜗行着的矿工们，去要求他们去做更好的矿工；我们不能要求那些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承受镇痛、并提前内退下岗的工人，说你们要做有道德的工人。

　　从道德层面上考察他们，他们可算这世界上最好的人民了，相当相当的有道德。我们如果寄希望有更道德一些的新公民，我们当然要寄希望于物质生活先富起来的、没有经济上后顾之忧的、受到高等教育的人，那些已经住上别墅、开上豪车的人，这是自然而然的。

　　恐怕问题也恰恰正出在这里，我不敢说比例是多少，但至少一部分没有为我们做出好榜样。他们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一掷千金、豪赌、挥金如土，为我们社会带来了很坏、很坏的影响，辜负了我们的希望。

　　我相信改革

　　我是相信改革的，但是改革这件事好比推磨，中国人口这么多，100多年以前，全世界的人口是16亿多一点，那可是全世界。我们现在人口只比100多年前的世界人口少一些，想一想我们有2.6亿多的农村季节工，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两个俄罗斯再加上一个德国。

　　中国太巨大了。巨大的磨盘已经转动了，我肯定也着急，大家都希望这个磨盘转动得更自然一些，不要时快时慢，也应该有各种粮食不断输入到磨道里，不使磨盘空转。但是我们再着急也要承认一个事实：谁守在磨的推把上，谁对于磨的转动是最给力的。

　　我们大家的手都不在推把上，离它远得很，看都看不到这个磨是怎么转动的，只能听到磨转动的声音，有时候干着急就想“再快一点”，但是看推磨的人也已经很吃力了。

　　我确实想说，过去的一年里使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对国家明天确实又有了一些信心，又看到了一些好的迹象。

　　遏制贪腐要靠制度力量

　　如果是几个人贪腐，那一定是道德的问题，修养的问题；如果是几十个人贪腐，那一定是教育有问题；如果变成这儿有一些和那儿有一些，许多处都有贪腐，那就肯定和制度有关。就要在顶层设计上想办法，但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呢？我们都知道贪腐和制度有关，但是目前都想不出来一个能够立竿见影的方法，既清除贪腐，且不至于在短时期内带来强烈振荡。

　　其实现在大家都在考虑这个问题，我相信这个步伐也会加快。一些知识分子在讨论遏制腐败的机构怎样设置才更合理，已经开始在思考这些问题，这是以前没有的。

　　东西方传统的共同点是善

　　《百家姓》《三字经》和《千字文》其实是为了孩子们识字编的课本，之后转向学习做人，比如《弟子规》，强调的是即使你走在马路上看到了长者，年轻人应肃立路旁，长者打招呼了才能抬起头，这当然是君子社会，可现在公交、地铁这么挤，这种标准根本不能实现。

　　当然，也有共通的，无论中国的传统，还是西方的，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善，善良、人道。这一定是第一位的，是最主要的。这也是为什么雨果在《九三年》中写到，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雨果经历过巴黎革命，被保王党通缉过。他经历了这些，回过头来再总结出这样的话，并且在晚年郑重写在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里，我认为他不是脑子进水了。那是一个文化老人、思想老人留给他自己国家最主要的遗言，也可以认为是留给人类的。

　　陈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