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掳日劳工非人生活:吃烤老鼠 因延误治疗死去

　　2月2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收到的一纸诉状，引发社会关注。原告是二战期间被强掳到日本原三井矿山和三菱矿业做苦役的中国受害劳工及遗属，被告是日本焦炭工业株式会社(原三井矿山株式会社)和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原三菱矿业株式会社)。记者 付鑫鑫

　　中国劳工索赔案律师团律师康健介绍，37名原告中，现年93岁的牟汉章和89岁的张世杰是仅存的当事人，其余都是原劳工遗属。

　　张世杰长子张杨说：“老爷子现在的事儿记不住，但掳去日本做劳工这事，印象太深刻，能一直说。”

　　已故劳工崔广廷的长女崔书平说：“老爷子没了，我们这一代人去告状，不是为了钱，而是要讨个说法，把真相公之于众，让世世代代的人都警醒！”

　　已故劳工刘千的女儿刘国莲说：“我爸爸在日本做工时被打折一条腿，用座金山也换不回来！必须让日本人道歉，父债子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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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日本外务省报告书记载，1943年4月至1945年5月，共有38953名中国劳工，分169批被相关日本企业伙同日本政府通过日本侵略军抓捕、押送，至日本35家企业至少135个作业场所做苦役。在日本投降后送还前，共死亡6830名。历史不能被遗忘，也不应该被遗忘。曾经的血泪和创伤，被刻进年轮里，烙印在每个有良知的人心里，挥之不去。

　　现年89岁的张世杰看上去精神不错，但因为脑溢血住院后，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了。要说前些年，他还能骑着小三轮载着老伴，在北京的大小胡同转悠；现在，只能安安心心在家看书，最近他在看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二卷抗日战争时期)。

　　抗日，对于张世杰等中国劳工来说，应该是个能引起最大共鸣的词。

　　塘沽：被枪押着上船

　　挨着崔广廷睡的劳工三十多岁，刚来时身体挺好。有天晚上睡觉，崔广廷觉得他全身很烫。到天亮时，一摸鼻子，人没了。

　　1925年出生于河北省武强县的张世杰，幼时曾参加儿童团，后来又上过抗日政府办的高小和“抗日军人家属子弟中学”。

　　1942年5月，日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五一”大扫荡，当时还是学生的张世杰被疏散回家。

　　1943年，日伪政府抓壮丁，张世杰不幸被抓中。训练中，他结识了一名被俘的八路军战士，开始秘密为抗日政府搞地下工作。可惜，在配合八路军攻打伪县政府时，张世杰被日军怀疑，拉入劳工队伍。

　　第二年6月10日，张世杰清楚地记得，共有60多人被麻绳捆着，赶上卡车，由日本宪兵队押往河北省衡水县。在衡水监狱，每个牢房仅10平方米左右，却要硬挤进18个人。

　　当晚，张世杰等人还被“戴响”——一种夜间锁犯人的刑具，名叫“响圈”。铁圈是活扣的，套在犯人的脖子上，再用长链子将每个人的铁圈都串起来，锁在大门的铁环上。串在一起的人排成一排，要躺下就得同时躺下，要站就得同时站着，要坐也要一起坐。甚至，夜里想要翻个身，还要喊“一、二、三”，一起翻动。

　　在衡水监狱待了10天左右，张世杰与别的地方押来的劳工共90多人，被送往衡水火车站，塞进“闷罐车”。

　　盛夏，在没有水喝、没有饭吃、烤箱般的“闷罐车”煎熬了14小时以后，张世杰等人被带到了塘沽集中营。

　　塘沽是劳工们离开祖国、远赴日本的最后一站。崔广廷也是在这里登的船。

　　崔广廷，1924年出生于河北晋县宿村，1944年10月被抓至三菱公司饭塚矿业所做苦役。

　　1944年，崔广廷在抗日政府冀南行署当通讯员。同年5月，他奉命执行任务，顺便请假回家探亲。当时，崔家在敌占区，他跟着一个穿便衣的日本人去办良民证。谁知，这个便衣竟将崔广廷带到了日本宪兵队门口，硬拽进去，关进了宪兵队的牢房里。

　　牢房里，一天仅供应两顿饭，十几个人只给五六个碗。每顿饭都是用一个小铁桶盛着较稠的高粱米粥，粥少、碗少，劳工们盛出一碗就赶紧倒在地上，用手抓着吃，让其他人盛饭。每个人只能分到一小碗高粱米粥，约2两，没菜、没汤，更没有水喝。

　　崔广廷等人被押至石家庄、唐山，最后在塘沽下了火车。劳工们步行到距离海边很近的一个大院，院内有3排大房子，看上去像个仓库。房子里，用木板钉了一溜通铺，离地面50公分左右，崔广廷等人就睡在这样的“床”上。

　　在塘沽吃的，是用发了霉的玉米面做的窝头或饼子，一个2两左右，一天2顿，一顿一个。院里有个水缸，渴了就舀水喝，不少人因此拉肚子，据说是得了痢疾。甚至，有的人没几天就死了，日本人用席子一裹，拖出去就埋了。

　　要逃跑，不太可能——院子四周都有电网，瞭望台上不分昼夜有日本兵架着机关枪看守，夜间还有巡逻队和探照灯。崔广廷听说，有人试着跑过，被日本兵打死了3个、打伤了1个。

　　工地：与老鼠争口粮

　　简易工棚看上去是2层，实际上是4层，像蒸笼屉子，每层只有一米二三的高度。人往里走，身子站不直，像钻狗洞一样爬进爬出。

　　张世杰清楚地记得，1944年7月7日“七·七卢沟桥事变”纪念日，他被赶上了开往日本的船。那天，塘沽集中营160多人被押上小船，又送到大货船上。中国劳工被赶进装煤炭的后舱，不准出来活动。煤块上铺了几片苇席就是床铺，高低不平、硌得慌，根本没法入睡。

　　开船后的第二天上午，有个绰号叫“麻子”的河北省南宫县人跳海了。被救上来后，麻子嚎啕大哭：“我家有老父老母，还有两个小孩，他们怎么活啊？我不能活着回去，不如死了算了。”张世杰联想到自家还有未满周岁的女儿张淑香，心里很不是滋味。

　　经过十二三天的航行，大货船在日本北九州市的门司港靠岸。张世杰和其他劳工被日本警察押去洗澡、消毒，并穿上绿军装。随后，又坐火车又走路，直到一个偏僻山坳的木棚子前才停下来。

　　木棚四面都有围墙，出入口有座门房，门口挂了块牌子，上面写着“华人寮”三个中国字。华人寮前是个办公室，里面有4个日本人，负责监管劳工。其中，有个20多岁的“独眼龙”年轻人，劳工们都叫他“小瞎子”。

　　住下的第二天，张世杰等人就被派活了，要求他们码齐铁质废品。劳作中间，带工的日本人还跟大家讲井下挖煤的方法，同时教大家几句日文，比如“危险”“大木头”“小铁镐”“气钻”等等。这些都由劳工中一位懂日语的人翻译，人称“张翻译”。同时，日本人规定不准叫劳工名字，必须用四个字码的代号，就像囚犯一样。张世杰的代号是“7744”，日本话读作“那那永九永”。

　　已故劳工刘千的女儿刘国莲说，父亲过世前，依然记得怎么用日文报数，会用日文讲那些挖煤、运煤需要的工具。

　　刘千，生于1921年，原籍河北省涞水县。1944年四五月间，刘千所在的聂村伪保长，命令刘千到涞水县干活。进了县城，那里已经集合了200多人，当夜就被押到了天津塘沽。没过几天，中国人又被赶上船，抵达日本下关靠岸，随后坐火车到了三井公司三池煤矿的宫浦坑。

　　开始工作以后，不计其数的中国劳工挨日本人打骂——劳动时歇一歇要挨打，自己的代号记不住要挨打，几句日文说不上来也要挨打。华人寮东西两边都有日本居民，北边是山，南边是海，逃也逃不出去。

　　在三菱公司崎户矿业所码了几天废品后，张世杰等人就开始下坑挖煤。每天早晨5点，电铃一响，劳工们就要起床集合。早饭3个馒头，再发午饭的2个馒头，每个人用四方的红绸子包好带到坑下去吃。

　　“没想到，坑下有特别大的老鼠。”张世杰用手比划着，约四五十厘米长，“馒头都给它吃了。”为了防老鼠，大家不得不将馒头带在身上。甚至，有的人一到坑下就把馒头吃了，省得干活时不方便。“有的大个子说，一顿把一天8个馒头都吃了，还饿呢！”

　　刘千在三井也饿得不行。上工路上，他看见路边垃圾箱里的桔子皮都赶紧捡起来吃。夜里饿得睡不着，偶尔还抓老鼠烤了充饥。

　　劳工们的口粮本来就少，日本的管理人员还克扣。“‘小瞎子’白天公开拿劳工一两个馒头吃；轮到值夜班，还到伙房里偷馒头，半袋子半袋子地往家里扛。”张世杰愤愤地说。

　　在塘沽上船，给张世杰发的绿军装和汗衫、裤衩一直穿到冬天，衣服磨得稀烂也没得换。腊月，崎户町气温在零度以下，木头片钉成的房子四面透风。晚上，盖一块破棉毯，如同露宿。

　　几个月没理发，人人都蓬头垢面、胡子拉碴。日本人看见了，还说风凉话——长头发可以当海绵保护脑袋。经劳工们强烈要求，日本人才拿来一把推子，可是推子特别大，剪过的头发长短不一、深浅不同。一打听，这把推子竟是给骡马剪鬃毛用的！

　　奴役：视人命如草芥

　　张世杰所在的三坑300多名劳工中，病死、饿死，因延误治疗而死去的工友，大概有十几个人。

　　崔广廷直到去世，左腿里还有一个指甲盖大小的煤块。在日本劳作时，中国劳工被煤块砸中，根本没人管，只能等到出煤窑、收工以后，自己用水冲洗一下，让伤口自行愈合。

　　比崔广廷更惨的是，刘千的大腿被打折了。到三井一年后，有天晚上快收工时，刘千因为太累，起身想直一下腰。日本监工坂山(音)认为刘千偷懒，直接把身旁劈木头的斧头甩向刘千右腿。

　　刘千右腿大腿骨折，当即倒地，身上煤渣和血水混在一起，疼得发抖，哭不出声来，却依然不准出坑。半夜收工，刘千被工友们背回工棚。第二天，才被带到一个诊所绑在床上手术。因为没有麻醉，人痛得晕了过去。

　　律师康健说，刘千在世时，她带老人家去拍X光片取证。结果，刘千哭着喊着不肯进医院。“他说，以前就是被日本人绑在床上，进行‘医治’，那种疼钻到心底里。这辈子，医院就是他的梦魇。”

　　在工棚的床上躺了3个月，刘千生活不能自理，全靠工友们帮忙；后来，总算能动了，可骨折处并没有接合。

　　养伤期间，刘千拄着拐杖去诊所换药。那个日本医生赶在刘千进门之前，飞起一脚踢走了他的拐杖，失去平衡的刘千摔在地上。日本人幸灾乐祸地看着，若无其事地笑着。刘千被迫匍匐着，爬进诊所。

　　“那一次，老人家在我这，用颤抖的声音，边哭边说，‘那时候，真想杀了他、爬起来咬死他’。”康健义愤填膺，“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怎么能这样对待病人呢？”

　　刘国莲说，父亲回国后，有好几年腿不能弯，去洗手间大解都不方便，只能金鸡独立地站着。后来，骨头自己长好了，竟有2厘米的错位。

　　此外，在煤矿作业，经常有塌方事故。一旦塌方，日本人根本不管中国人的死活。张世杰记得，有个煤洞塌方，砸死一个、砸伤一个。去世的那个叫段福栓，还是他老乡，家住武强县城北街，本是个身强体壮的小伙子。

　　段福栓挖煤进去两三米时，已经发现煤层松软，他跟日本监工说，顶上的煤有塌方的危险，应当支架子。可是监工认为，支架子太浪费时间，让大家尽快装车。结果，挖到里面真的塌方了。距离洞口近的劳工腿被砸伤了，在更里面的段福栓，被埋在煤堆下面，抬出来时已是满脸血迹，停止呼吸了。整个崎户町，没有一个日本人来了解劳工被砸死的原因，也没有一个日本人说句公道话。日本监工一点没受责罚，依然趾高气昂地挥舞着棍子，催逼劳工挖煤、装煤。

　　即使没有受伤，又幸免于塌方，在终日的劳作压迫之下，再年富力强的劳工，身体也透支得厉害，个个瘦弱不堪，走在山路上晃晃悠悠的，像风中飘零的布偶。

　　体质下降，受冻挨饿，劳工们还要饱受疾病煎熬。因为长期吃冷馒头、喝凉水，张世杰的胃病就在那时落下了。有时，他不吃东西就胃疼，但吃了东西胃更疼，甚至疼得晚上睡不着。被逼无奈，张世杰尝试喝过半碗硫磺水，可症状仍未减轻。70年过去了，张世杰的胃病还时常发作。

　　相比张世杰的胃病，得肺病的人更多。挖煤要用炸药，放炮炸煤后，坑内粉尘很多。为了赶进度，不等烟尘散尽，日本人就逼着没有任何防范措施的劳工进洞干活。大量粉尘吸入肺中，渐渐地，好些劳工都感到身体乏力，喘不过气来。他们大部分得的是痨病(肺病)，得病以后，不能活动的病人被并到一个屋里。“生了病，馒头还少给2个，也没有药吃。劳工之间不能随便串门，尤其看病人更不被允许，如果被监工看见，轻则挨骂，重则挨打。”张世杰说。

　　黎明：和煤洞“撒由那拉”

　　中村比划着：“战争的完了！”大家伙一听，特别高兴，有的人一边走还一边回头看，好像在和煤洞说“撒由那拉(日语音译‘再见’)”。

　　康健介绍，此次被告日本焦炭工业株式会社(原三井矿山)奴役中国劳工5650名，死亡1023名，该公司10个事业所平均死亡率18.1%；被告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原三菱矿业)奴役中国劳工3765名，死亡722名，该公司12个事业所平均死亡率19.2%。

　　1945年6月以后，防空警报频繁。8月15日，张世杰所在组上夜班，在坑下作业。半夜12点，劳工们刚打完炮眼准备炸煤。日本监工中村去小队长那里领炸药，竟一去不返。同组的工友马金花从其它洞回来说：“好几个洞都已经收工了。”没一会儿，中村回来，让张世杰所在的组也收工。

　　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劳工们强烈要求回家，三菱矿业株式会社负责人告诉张世杰等人：“没有船，解决不了，请再等等。”在等船回国的那几个月里，张世杰真正见识了战争的残酷。

　　华人寮开饭时，有日本小孩在栏杆外眼巴巴地看着，有的劳工看着可怜就施舍一点给小孩。后来，小孩多起来，有的拿着饭盒，有的拿着碗。再后来，还没到饭点，就有日本妇女站在小孩的后边，孩子要来了饭，妈妈接过去，又让小孩回来再问中国劳工要……

　　张世杰所在的三坑，西面不远还有个二坑。在二坑和三坑之间有个电影院，中国劳工等船期间想看电影。日本人竟拿出《南京陷落》来放，字幕一出，群情激奋愤。电影没放5分钟就在劳工们的怒吼声中停了下来。

　　1945年10月至11月，崔广廷等人跟着劳工队长牟汉章，从驻地坐汽车到福冈上了美国人的船回国。崔广廷记不清自己是怎样被带到天津北洋大学的，只记得躲过了当时国民党的招兵，先坐火车再步行，才到了自己家。1946年，他返回冀南行署继续工作。

　　1945年12月中旬，三菱公司崎户矿业所用小船将张世杰等中国劳工送到另一个岛——佐世保军港。五六百名中国劳工从这里上了美国海军的军舰。

　　到塘沽港下船后，张世杰乘火车到天津，住进了北洋大学，后来被抓到国民党部队当兵。在易县打仗负伤以后，趁着在北京住院，张世杰找到了舅舅，开始做起了小买卖，开启了人生新的一页。

　　而刘千直到回国，依然拄着拐杖。刘千的兄弟赶到县城接人，男人们哭作一团。

　　他的女儿刘国莲说：“父亲生前一直身体很好，只要能动，从不麻烦别人。他不嫌弃自家掉在地上的脏面，捡回来烙成饼一个人吃。家人扔进垃圾堆的旧衣服，他还找回来洗干净再穿。他在村里做了一辈子的仓库保管员，得到全村上千人的信任。爸爸很知足，可他唯一遗憾的是，被掳到日本当劳工，日本政府为什么还不肯就此道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