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郑也夫:中国人问候"吃了吗"与饥饿有关

　　社会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日前推出了一本语言社会学杂文集《语镜子》。书分两编，一编写于1990年，1993年问世，题为《礼语·咒词·官腔·黑话》；二编写于1992年至2011年间，冠名《粗口·俗话·联语·儿歌》。

　　从收录此书的杂文标题，可见其趣味感与批判性。读这本书，我们会发现，人们习焉不察的语言背后，藏着那多道道：人情世故、政治历史、价值变迁、社会思潮。

　　郑也夫不拘泥于学科划分，从具体的语言文字现象出发，穿梭于社会学、历史学、生物学各领域，信手拈来，妙趣横生。他从民谣“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到“‘被’字声中听惊雷”，从法国大革命对语言的清洗到“砸烂狗头”之类的“文革体”，条分缕析语言赖以产生和流行的社会背景。

　　近日记者专访郑也夫，请他再照“语镜子”。

　　“语言”是活着的历史

　　语言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看出社会的苦乐、民族的悲欢。在郑也夫眼里，每一门存活至今的语言都是古老的，跟人类一起成长，又像孩子充满生机。

　　我国古代执行死刑多用斩首，而“斩”字为何从“车”旁呢？郑也夫引用《说文解字》告诉我们：“斩以车斤，斩法车裂也”，在刀斧斩首以前，我们这地界盛行的是车马分尸。

　　我国有段时间，逢人必称“同志”。“同志”是个平等的称呼，无论达官小卒有文化没文化有理想没理想的，都可以相互喊。但是郑也夫考证，“同志”原本是小圈子中的称谓，“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要求很高。孙中山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是向同仇敌忾的党人发出的，他们固然希望其党拥有更多“同志”，但是要兼容每个农民、做小买卖的人，恐怕也不是孙的初衷。志同道合者其实很难寻觅。

　　在《“爷”的变迁》一文中，郑也夫饶有兴味地考索“老爷”、“少爷”、“驸马爷”各种爷的兴衰史，他们怎么在持续的革命大潮中消失无踪，人们都成为“平等的、普通的一员”。而在改革开放后，新型的各类“爷”再度冒头，如“倒爷”、“侃爷”等。

　　作为知青，郑也夫在东北待了8年。东北人爱说能侃，他主要待在当地的农场，周围人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移民，东北人“浓度”不足。“这不影响我对语言文字的特殊偏好”，他说。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发现了语言背后的社会学乐趣。

　　从“吃了吗”到“你好”

　　《“吃了吗”——民以食为天》一文写于20年前。文中郑也夫说，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的问候语像我们的“吃了吗”这样粗俗，又这么亲热。他分析了中国文化中这一“使用率最高”的打招呼用语的历史成因，认为可能与我们历史上灾荒频仍、食物匮乏有很大关系。

　　据社会学家陈达统计，自公元前206年到1936年，2000年间水灾有1031次，旱灾1060次。另有学者统计，3000年间中国发生的大灾荒达5000多次，“人相食”的记录不绝于史书。“如果我们想到从古到今饥饿始终纠缠着中国人，就会理解轻轻地道一声‘吃了吗’中所包含的力量”。

　　记者疑惑：历史上，其他地方比如欧洲、非洲，也常闹饥荒，他们为什么不这样打招呼？郑也夫认为，各国饥荒频率、食物匮乏的程度不一样。非洲终年日照充足，物产丰富，总的来说获得食物相对容易。欧洲全年降水均匀，像一个巨大的温室，多平原，适合产粮。

　　“你看中国人为什么食谱那么宽，归根到底是饥饿造就的，开发各种能吃的，上下寻觅。”

　　这些年，“吃了吗”已有衰微趋势，“你好”等多元化的问候正在增多。郑也夫有点“吃不准”的是，这种变化，究竟是因为生活水平提高使得吃在其中的意义变小了呢，还是居住格局变化，邻居们大多变得半生不熟了？

　　方块字奠基中华文明

　　从黑龙江流域到珠江三角洲，从河西走廊、四川盆地到东部漫长的海岸线，生活在这片广大区域上的众多人口在数千年间保持了高度的认同感，这一现象堪称世界历史的奇迹。

　　催生和保持这一奇迹，无疑跟汉语有天大关系。郑也夫认为，其核心的奥秘在于方块字的发明、定型和推广。

　　语言学家把汉语划分为8种方言：北方话、吴语、湘语、赣语、粤语、客家话、闽南话、闽北话。这只是区分了主要特征，同属北方话的辽宁、陕西、天津话差异极大。湖南南部几乎一个县一种方言。若以系统的语音出入计算，全国方言有一两千种。北方人走入广东、福建，口语上有踏入异国的感觉。

　　但就是这些千差万别的口语使用者，却使用着同一种文字。

　　版图面积相仿的欧洲，流行着几十个地道的语种。郑也夫认为“书同文”的意义实在是十分巨大。“书同文”统一了汉字造型，让人们节省了交流成本，数千年文化从此有了坚定基石。郑也夫说，若非如此，我们这块土地上会演化出多少语种，不敢想象。

　　他感叹，正是建立在汉字基础上的统一的汉语，造就了这个人口第一、版图辽阔的伟大民族和文明。　

　　记者刘功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