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没有穷人，只有穷社会

　　作为一名老记者，罗伯特·卡普兰(RobertKaplan)走南闯北多年，但从来没有看到差距这么大的“贫民窟”。在西非的塞拉利昂和尼日利亚，即便有神父朋友陪着，卡普兰仍然处处觉得自己是被凶猛街民紧盯的 “猎物”。神父告诉他，塞拉利昂常常发生打劫，城市流浪儿甚至抢杀那些资助他们读书的中产阶级，因为他们为自己被慈善而感到羞辱。从西非到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边缘的 “金山”(GoldMountain)，一样是满眼铁皮墙、油毛毡顶、烂泥道的贫民窟。可是，儿童在小巷中玩耍，小商小贩在街头叫卖，外来人感觉不到任何“野蛮丛林”似的社会气氛。类似的现象出现在亚洲的印度、美国纽约的哈莱姆区、洛杉矶中南区以及南美的哥伦比亚、巴西和圭亚那。同样窘迫的经济条件，有的社区已经沦为丛林社会，有的却不失欢乐、和平与礼貌相处。

　　贫穷往往是人造的，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可能成为社会诅咒，西非就是典型。科特迪瓦富有可可，塞拉利昂以钻石闻名，尼日利亚的石油蕴藏丰富。可是，经过半个世纪的掠夺性开采，那里的人与自然关系已经濒于崩溃。以森林资源为例，塞拉利昂的覆盖率大约从60年前的60%下降到现在不足6%。包括森林、水、可耕地在内，自然环境既有一个自我恢复点，也有一个循环衰退点。当自然环境被破坏败落至循环衰退点时，它已经丧失短期内的自我恢复能力。恶性循环，过去富裕的资源国注定沦为贫民窟。

　　如果不严防滥权，政治强权也许成为社会衰败的助推器。这方面，南美的阿根廷有许多历史教训。一百年前，阿根廷是全球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国民生产总值超过那时的法国、德国、意大利，社会富裕程度可以与美国、英国相比肩。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阿根廷是欧洲大陆人的梦想之地，到处麦浪翻滚，牛羊遍地。可是经过几代强人军政权的折腾，阿根廷已经没有全球经济竞争能力。蛮横的制度、短期政策行为、倒退的教育造成阿根廷百年的衰落。

　　在浪漫的文学中，时间可以疗伤一切，但历史现实往往是残酷的。人与自然环境，人与社会制度，这两种关系一旦坠落到循环衰退点，已经建立起来的文明将只是大西洋底的亚特兰蒂斯。加州大学的戴蒙(JaredDiamond)教授专攻世界文明变迁史。他对波利尼西亚文化、印加文化、周文化等古文明社会多年研究后得出结论：被人为过度开采而不断衰变的自然环境、地球大气候变迁、与周边社会的敌对冲突、为解决生存问题而制造的错误制度方案，这些叠加的因素摧毁过一个又一个历史上的文明。一个社会，如果不幸落入这样的恶性循环圈，它不仅加剧贫穷，而且将带来一个悲惨的世界。穷且悲，革命的先兆。

　　地球上的资源分布严重不均衡。如果以经济条件为幸福生活的唯一标准，像不丹、巴西的库里蒂巴(Curitiba)、印度孟买的达拉维(Dharavi)的居民就可能被定义为永久贫民了。实际上，不丹成为许多国家的榜样，因为不丹政府早就用“国民幸福指标”代替“国民生产总值”。凡是去过这个山地小国的人，都能感受到那儿经济欠发达，但人们生活很安详。库里蒂巴市政府没有让城管到处追撵小贩，而是用市政规划帮助穷人让富人的生活更方便，鼓励富人让穷人的工作更稳定。在世界上最大的 “贫民区”，达拉维聚集了60万到孟买讨生活的“乡下人”。在那儿，你能找到各种各样的原始条件的工厂，看到男女老少都以自己认为靠谱的方式努力奋斗着。印度的宗教、种姓文化、对贫民区的政治容忍等因素促成达拉维这个充满奋斗精神的贫民区。有希望就不觉得穷和苦，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中国人都有类似的心理路程。

　　“贫穷”是个立体的概念。它包含经济生存条件、自我心理感受和社会文化精神这三个维度。在一定的生存条件之上，不同的社会制度设计与运行制造截然相反的个人感受和发展机会。在《国家为何失败》(WhyNationsFail)一书中，阿赛莫格鲁和罗宾逊(DaronAcemoglu，JamesRobinson)把制度设计简化为两种：掠夺性制度和包容性制度。西非的例子就代表掠夺性社会制度，即便它们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社会往往定向坠入贫穷的深渊。而包容性制度则具有政治清明、经济自由、教育发达、注重创新的特点。最重要的是，包容性的制度给不同阶层的每个人公平发展的机会。当穷人能为希望而奋斗的时候，贫穷永远是过去时，富裕的梦想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作者鲍勇剑，为加拿大莱桥大学管理学副教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EMBA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