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苇：中国电影现状最大的问题就是娱乐至死
参与互动(0)乍一听芦苇这个名字，可能有很多人都和我一样觉得陌生，但提到电影《霸王别姬》《活着》，大家就再熟悉不过了，而芦苇正是这两部电影的编剧。
近日，芦苇携新书《白鹿原：芦苇电影剧本》与读者见面，这是芦苇第一次公开发表完整剧本。这部作品的创作历时五年，前前后后七次易稿，而最后并没有被搬上大银幕。
“能把这个剧本看懂的人不多，但不管别人懂不懂，作为一个电影编剧，可以说陕西的水没白喝，关中的粮没白吃，我对陕西这片土地问心无愧了。对于一方水土的爱心和责任感，恰恰是我最为珍视、看重的。”
谈到剧本《白鹿原》，芦苇认为自己“对得起关中这方水土了”。
芦苇对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有很高的评价，他曾经用“精神为之一振”形容自己第一次读完这部小说的感受，觉得“终于看到一部小说描写中国农民、乡土与时代的真实关系。”而对2012年上映的电影版《白鹿原》，芦苇的打分是不及格。
芦苇，中国著名电影编剧、电影策划人。
由他编剧的电影《霸王别姬》获第46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金棕榈奖，《活着》获第47届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图雅的婚事》获第57届柏林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
张艺谋与《白鹿原》遗憾错过
芦苇称自己
不适合当导演
书虫周刊：这本书现在出版，可能暂时没有机会在大银幕上看到了。陈忠实这部伟大的小说，未来也有可能会重新做，假设目前这个剧本可以拍，您理想中的导演是谁？或者说，在《西夏路迢迢》之后是不是自己重新做导演来拍？
芦苇：我觉得自己不适合当导演，我对当导演再没有想法。这个剧本曾经给过张艺谋，张艺谋也表示很大的兴趣，非常可惜的是最后的版权没有在他手里。因为在2007-2008年的时候，他的任务就是当奥运会的总导演，所以他把拍《白鹿原》的计划往后推迟了，那张艺谋和这个剧本就失之交臂了。
书虫周刊：您说自己只有初中文化，那从当初的芦苇到《白鹿原》的芦苇，中间经历了什么，最后才产生了这样的芦苇？
芦苇：我出生在南京，三四岁的时候就和父母到西安了，18岁的时候下乡，到20岁的时候工厂把我招去当工人，一个半月后，我不干了，因为工厂纪律特别严格，而且不能看小说，不能看课外书，后来我就背着行李回家了。
一直到1965年的时候，我当时25岁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招到西安电影制片厂当工人，这个时候才有了一个正式工作，同时开始学习。和所有人一样，我的学习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从1975年开始到1987年，我写了第一个剧本，中间时候自学电影，就是一边工作一边自学，学了12年。
第一部剧本《最后的疯狂》
1988年
电影票房冠军
书虫周刊：能说说您的第一部剧本《最后的疯狂》吗？
芦苇：第一部剧本《最后的疯狂》实际上是我改的，不是我写的，周晓文导演的。当年我在这部戏里面当一个美工，周晓文导演就问我这一段怎么样。我把剧本看了一遍，说这个是三流剧本，要多烂有多烂，拍这个赚不了钱。
“你来改改”，周晓文导演对我说，我说我是美工，又不是编剧，这个隔着行呢。周晓文说，你干脆就写，没有关系，你就写着试试。我就斗胆把这个剧本接过来了，写了一个星期，把剧本写完了，写完以后，我就把剧本交了。导演看完以后没有说话，我们两个人就大眼看小眼，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认可不认可这个剧本。他看了我足足一两分钟，后来他拍手了，我就知道导演是认可这个剧本的。
后来这个电影是完全根据剧本拍的，在1988年的时候是票房冠军，而且获得了金鸡奖的特别奖。从那以后周晓文就说，得了，我们第一部电影挺成功的，你再写第二部，这就有了《疯狂的代价》这部电影。
《霸王别姬》角色选择趣事
芦苇力挺
张国荣演程蝶衣
书虫周刊：您的个人经历中有两部作品非常引人关注，一个是《活着》，一个是《霸王别姬》，您记忆比较深的关于创作的其他故事有哪些？
芦苇：《霸王别姬》说来话长，当时各种创作条件都和今天完全不一样。那是一个让人怀念的、开放的、充满激情的、充满热情的时代。
大家都知道程蝶衣这个角色是张国荣演的，当时差点没有让他演，为什么？凯歌开始没有看上张国荣，他看上尊龙了。凯歌告诉我，尊龙是一个国际影星，说国荣只是一个港台影星，他们的市场是不一样的，为了市场考虑，还是用尊龙比较合适。我是坚决拥护和举荐张国荣的。我说没有大牌小牌，只有合适不合适，我说国荣演这个角色是合适的，因为他脸上的线条非常柔美，他的“戏本”非常好，心理刻画能力非常好。尊龙虽然是一个国际影星，但是线条太硬，不像旦角，我们两个人就争论起来了，争论了很长时间。
后来，我们两个人就说这样，我们主创一共是5个人，我们叫主创公开投票决定这个角色是谁，凯歌说好，我们就投票。当时有投票权的一个是我，我是编剧，凯歌是导演，张进战是执行导演，顾长卫是设计师，陶经是录音师，我们这5个人就是5票了。投完票以后，凯歌把这个结果一看，是张国荣，就说“你们4个都说他合适，那就是他了。”所以尊龙就和《霸王别姬》失之交臂了。
改编《活着》的结局
主要考虑
普通观众需求
书虫周刊：《活着》这部电影是我个人最喜欢的电影，这一部电影和余华先生的原著有一点出入，我觉得最大的出入是在结局上，就是剩下两个人活着。做这样的改动意义是什么？
芦苇：我觉得这个电影和小说非常不一样，电影更真实、更实在、更实际。我们说一家人在小说里写的是死绝了，一家人死到最后只剩一个老头，这个老头寂寞得没有人和他说话，和蝼蚁去说话，这种情况我不敢说没有但至少不存在普遍意义。因为电影是大众艺术，必须要让普通观众能接受，所以我主要考虑的是普通观众的需求。
书虫周刊：《活着》里面用了皮影戏的场面，皮影戏这个艺术形式对您个人有什么意义？
芦苇：皮影戏是流传2000多年的一个古老的艺术行业，我自己是一个皮影戏的发烧友，了解了皮影戏也就了解了中国民间和古代的一些文化，我希望在银幕上把我所看到的皮影戏的内容传达给观众，我们来共享文化资源，这是我的初衷。
书虫周刊：现在一些名片重拍在中国特别热，但是没有成功的例子。我们现在说的就是创新，创新在名著改编中是不是一个禁忌呢？
芦苇：经过我的手改编的所谓的名著，如果算是名著的话，余华的《活着》很有影响力，电影还算是非常成功。
改编这个事情一言难尽，也是因人而异的，我们看到过改编非常失败的电影，也看到过改编非常成功的电影，但是就我个人的体会，改编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成功的很少。
中国电影现状
存在一个大问题
就是娱乐至死
书虫周刊：近年来，大家都热衷拍大片，大投资，大制作，大明星，故事很宏大，那您如何看待中国电影的制作现状？
芦苇：中国电影现状存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娱乐至死，大家把典型纯粹的文化忘记了，完全抛弃了，从电影人到观众都有这种倾向，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个人认为，还是希望自己努力着，能够再拍出好看的、有文化品质的电影，这两者是结合起来的。因为我看现在的电影就是以票房为中心，大家一味追求票房，对电影本身的质量缺乏了最起码的追求和关怀。
书虫周刊：因为您和很多知名导演都有过合作，像张艺谋导演、陈凯歌导演，包括《白鹿原》的王全安导演，都曾有过很成功的合作，之后您对他们的批评也是直言不讳的，您对他们的批评会不会影响你们之间的关系？
芦苇：我和这些导演认识只是因为电影，我们是因为电影结缘而来，缘尽而去，非常简单。渤海早报记者 王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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