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崖石刻盛行于北朝 源自远古记事方式（图）

　　葛长伟参观连州中学内的石刻。黄津 摄 小图为周敦颐在巾峰山麓手书的“廉泉之源”摩崖石刻。资料图片

　　摩崖石刻，指人们在天然岩石上刻画的文字和图像等，起源于远古时代的记事方式，盛行于北朝时期，此后流传不衰。地处粤湘交界的连州，自古就是往来中原与岭南的交通要道，历史上经济富庶，文化繁荣，数量众多的摩崖石刻就是一个明证。

　　连州摩崖石刻主要分布于大云洞、巾峰山、燕喜山、湟川三峡等处，数量颇多，仅大云洞和燕喜山就有51幅。这些石刻历史悠久，最早出现于北宋年间，最晚为民国时期，作者既有“华溪汾江两先生”之类的无名氏，亦有像周敦颐这样的鸿儒，以及张浚般的达官显要。他们大多从中原等外地而来，或为宦游或是被贬，或者征伐，因此，雪泥鸿爪，自然也就成了历史与文化的见证。

　　“到此一游”的达官显要

　　笔者实地走访发现，连州摩崖石刻很多内容简单，多为游踪所至者兴起而勒石记之，内容与当前游客酷爱的涂鸦“某某到此一游”相似。不过，古代能识文断字的人不多，且闲常人也没财力和时间四处游逛题字，因此，即使只留下诸如“到此一游”摩崖石刻的游者，绝大多数都不是像今天喜欢涂鸦的普通游客，而是官宦。其中，官至南宋宰相的张浚，可谓这些人中间最位高权重者。

　　在今连州中学燕喜亭附近的一块岩石上，刻有内容为“紫岩张浚携子游燕喜亭，阳山唐赋、陈宗谔、欧阳献可、欧阳相，武夷口(此处为缺一字，据专家考证为宋字)翔，湘僧元真，蜀僧宗范、大祁同来。皇宋绍兴己巳清明前一日浚书”的字迹。南宋历史上，张浚是一位抗金名将。据宋史记载，绍兴十六年，已官至检校少傅、崇信军节度使的张浚上书抗金，奸相秦桧大怒，随后张浚被罢官，仅“以特进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居连州”，直到绍兴二十年，他才离开连州迁往永州。绍兴己巳年为绍兴十九年，彼时张浚正好被贬官在连州，与史实相符。

　　据《粤东金石略》记载，陈宗谔、欧阳献可等都是当时连州知名的文人，宋翔更是绍兴年间进士，这些人大都颇有才学，深得张浚赏识。此外，能与官宦结交的古代僧人，大多为饱学之士，可见湘僧、蜀僧也不是泛泛之辈。由此可以看出，张浚贬居连州期间，与文人墨客宴游应为常事。其子张栻为南宋学者，随张浚至连州贬所时，还曾筑室研经讲学于巾峰山下，并作有《连州八咏》诗。

　　除了张浚留下内容类似“到此一游”的摩崖石刻外，还有很多曾到连州为官的官宦亦留下了相同的内容。例如比张浚稍晚一点到连州的南宋淳祐年间的连州郡守朱诜，也在连州燕喜亭前留下了“郡守朱诜淳祐庚戌夏五月十日，挈家来游，摩崖以纪岁月”的字迹。此外，还有一个特例。燕喜山有一处内容为“华溪汾江两先生游迹”的摩崖石刻，为唯一只写“到此一游”却不留真名的摩崖石刻。从内容上看，这两名游客应该不是官宦，也不像其他官宦那样有很多从者。

　　鸿儒留下的精神财富

　　当然，连州摩崖石刻不是只有游者简单地留下的游迹证明，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丰富的内容，比如一些鸿儒文豪留下的题字、诗文等，在后世中广泛流传，成了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其中理学宗师周敦颐留下的“廉泉之源”摩崖石刻尤具代表性。

　　周敦颐为北宋理学创始人，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是一位大文豪，其所著的《爱莲说》一文流传千古，“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一句尤为后代传诵。周敦颐曾任广南东路转运判官(相当于现今的省高等法院院长)，期间两次前来连州巡视和游玩，并分别在连州大云洞和巾峰山留下摩崖石刻。

　　周敦颐在大云洞游玩时留下的摩崖石刻与张浚无二，内容为“转运判官尚书别驾员外郎周敦颐字茂叔，尚书屯田员外郎中知军州事何延世懋之熙宁元年十二月十六日同游”。但其在巾峰山留下的“廉泉之源”摩崖石刻，却影响深远。

　　据《连州志》记载：“宋熙宁元年，广东提刑周敦颐游巾山，刻此四字于巾山南麓石壁上，长宽各二尺，字体朴拙而笔笔不苟。”。《粤东金石略》亦载文：“周子为广东提刑游巾山，刻‘廉泉之源’四字于石壁，结体朴拙而笔笔不苟，穆然有道气象，令人起敬”。除了其书法得到赞誉外，“廉泉之源”四字的寓意尤其受到重视。历史上，连州就饱经廉洁文化的浸润，积淀成“崇廉、尚廉”的精神内核。近年来，当地延续这种廉洁文化传统，打造“廉泉清风”教育品牌，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关注。

　　此外，连州摩崖石刻还有大量诗文。比如明朝著名诗人游朴在燕喜亭附近岩石上留下的“何处春深纵远眸，海阳湖上暂停驺；庚辛溪到龙津合，十二亭空燕喜留。吏部文章高北斗，连州水石冠南陬；夷犹落日忘归去，更向流杯秉烛游。”其中“吏部文章高北斗，连州水石冠南陬”一句，至今仍为连州人吟唱。

　　还有佚名人士在大云洞留下的“大云福地”摩崖石刻，字体古朴，有祥和之态，同时也是连州福地文化早就存在的又一见证。

　　历史岁月的真实见证

　　连州历史悠久，自古交通发达，经济富庶，同时也多次经历战火，久远的岁月里，积淀了诸多的往事。其中，有些事迹被古人搬上了摩崖石刻，成为了历史最真实的见证。

　　在大云洞摩崖石刻中，有一处内容为“咸丰五年，岁次乙卯五月下浣参戎尹达章、参军吴廷杰、贰尹李本立、千戎黄锡书，督带舟师，追剿三连，凯旋前二日同游大云洞石室，教观濂溪先生墨迹。因纪于石。”应为清军参将尹达章征剿太平军得胜后勒石记功。

　　据《连州志》记载：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四月初三日，本县三合会首领黄亚章、钟日林、黄细三等率部进驻星子及朝天桥，并在星子设团练局。连州自此开始有太平军活动。咸丰五年，太平军与清军战事频繁，太平军一度被迫撤出连州和三江。由此可见，尹达章应是到连州参加征剿太平军。根据史料，尹达章和吴廷杰均有其人，而且都是清军武将。尹达章是两广总督叶名琛手下将领，参与了镇压太平军起义和天地会起义，最后死于与天地会义军的战事中。

　　此外，连州市西岸镇石兰寨岳荣岭上亦有记事石刻“大宋绍兴二年夏四月岳飞大元帅由桂岭遣扎岳荣岭”。据宋史记载，绍兴元年至三年，岳飞曾领军南下剿匪，职务是神武后军都统制。大口岩摩崖石刻有明代村民抗御土匪的记录。

　　除了记录战事，连州楞伽峡宋、明两代的时刻，还记录了连江古航道的疏浚事件等。平阳人仪克中编写《广东通志》时亦曾来连州采访，并留下“平阳仪克中，以《广东通志》采访至此。道光元年三月十七日”字样的摩崖石刻。

　　历史早已烟消云散，那人那事都已成过去，这些摩崖石刻，却还千年如一日忠实地记录着以往的人和事。　记者 陶前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