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绵阳县长郑献徵变卖家产修堰 旱地变抗日粮仓

郑献徵

当年郑泽堰建设工地

整修前破败的高家桥

　　很难说清郑泽堰到底是默默无闻还是声名遐迩。

　　在电脑上将卫星地图的放大键一口气拖到尽头，才能勉强找到它的痕迹：四川绵阳境内一道浅浅的细线，没有任何标注。

　　这条岸边长着芦苇、水里飘着菜叶和白色垃圾的人工渠道，当地的历史古迹介绍中没有它的任何信息。可关于堰渠的传说，住在附近的老人随便就能跟你“摆”出一段：清朝末年，为了筹款修堰，慈禧太后曾脱下了手上的金镯子；民国时期，县长郑献徵变卖家产，换成4万银元，让堰渠得以延续。

　　全长46公里的堰渠，曾被视为抗日民族精神的象征。原本只能种旱田的土地，受惠于它，成为出产大米的抗日粮仓。

　　2006年，当法籍华裔作家郑碧贤去绵阳三台县的乡间寻找这条“细线”时，看到的却跟传奇没什么关系——堰渠旁崖壁上的纪念碑文，在“文革”中被铲掉；石拱桥上刻着的修桥人姓名，已被茂密的竹林掩住；渡槽里生满杂草，河道被鹅卵石和淤泥堵住，防洪闸老化，洪水一次又一次侵袭这里。

　　郑碧贤打算重修郑泽堰，让它的故事延续下去。沉寂多年的老堰又变得热闹起来：老舍的儿子舒乙为它写全国政协提案，它的命运甚至惊动了水利部部长。而续写传奇的这个作家，就是当年那位郑县长的小女儿。

　　今天，居然有人用“忠良”形容当年那个被批斗的对象

　　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郑碧贤来说，这道以她父亲命名的堰渠只是一个遥远的传说。

　　她曾听大哥说过，父亲在三台县修过一道堰。但她从未见过郑泽堰，也没有机会向父亲打听。10岁之后，她就没再见过父亲。

　　1950年，因为曾是“国民党官僚”，郑献徵被军代表押走，以“拒绝改造”的罪名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1969年，父亲在成都去世时，郑碧贤已经被下放到东北农村监督劳动，没有见到最后一面。

　　这么多年来，父亲的形象已经有些模糊，但郑碧贤记得，家中的抽屉里曾有一张卷成纸筒的老照片，上面全是人。听大嫂说，那是父亲离任三台时，百姓前来送行时拍摄的。当时有人端着一碗水站在路边，意思是说这位父母官“清如水”。但在解放后的政治运动中，照片被家人烧掉了。

　　郑县长当年在三台到底做了什么？因他得名的那道郑泽堰，现在还在吗？2006年，郑碧贤从大嫂那里得到了两本父亲的日记，可是其中唯独缺少修堰时期的记录。她决定自己到三台寻找答案。

　　三台是座拥有千年历史的小县城，曾是川东节度使驻地。杜甫在三台住过两年，专门写诗称颂这里“花浓春寺静，竹细野池幽”。但当1937年的秋天郑献徵来到这里时，由于地处偏僻，加上多年军阀割据，三台已经变得“盗匪猖獗，民不聊生”。

　　这个有些破败的地方，成为郑献徵仕途的起点。那时，他只有37岁。从北京大学法政学院毕业后，郑献徵一直抱着教育救国的理念，先后担任过中学和大学校长。后来，学长何北衡把他调进四川省建设厅担任主任秘书长。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这个年轻人带着建设大后方的任务，来到三台。

　　郑碧贤的家中还有几张仅存的老照片，上面的郑献徵戴着圆框眼镜，十分清瘦，看起来更像个书生，而不是掌管一县的官员。但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他建成了郑泽堰、接收了内迁的东北大学、实行新生活运动，让这座闭塞的西部县城知道了抗战，不少乡亲学会了说英语。下午，人们坐在街边喝着茶，观看学生足球赛。

　　70年后，当郑碧贤来到三台时，还能感受到父亲留下的痕迹。听说郑县长的女儿回来了，一位年近九旬的老人拄着拐杖，赶来看看“忠良之后”。几位老人拉着她的手，说起郑县长当年如何智斗恶霸、穿着草鞋上堰渠工地。“郑县长，晓得，晓得，哪个像后头有些龟儿子。”一位住在郑泽堰边的村民说。

　　郑碧贤感到特别意外，不知道该说点什么。一直以来，她的父亲被视为国民党官僚、人民批斗的对象。在看守所里，因为拒绝承认自己对人民有罪，郑献徵吞过一整瓶安眠药、用碎玻璃割过血管。如今，居然有人用“忠良”这个词形容父亲，郑碧贤握住那位老人的手，激动得直掉眼泪。

　　郑县长留在三台最深的那道痕迹——郑泽堰，也还在。如今，村民门口和地里流的水，就是当年堰渠建成后引来的。一位穿花棉袄的老奶奶站在自家的田地间大声对外乡人说：“代代人都要把这吃米的幸福记住，以前哪里有这么好过的日子，米是什么样子都不晓得。”

　　三台县水管所已经退休的老所长李永双告诉郑碧贤，他的父亲当年参与修堰。接任水管所所长时，父亲对他说：“你要像管理自己的家产一样管理好这条堰，当年郑县长带领我们修堰不容易。敌人的飞机在头顶上飞，嗡嗡直叫，向我们扔了好多炸弹，涪江水被炸起冲天的水柱，我们没有一个退缩，怕啥子？哪个怕他龟儿子！我们知道有了这条堰，才吃得上白米饭。”

　　郑碧贤本来只是想来看看父亲修的堰，满足一下自己的愿望而已，她没想到竟让一段被遮蔽的历史重见天日。

　　要劝人民多种粮食，万众一心，自救救国

　　全面抗战爆发后，三台县成为大后方的战略要塞。省里的领导打算调整人员，派个可靠的人去那里任职。

　　仅从日记中看，郑献徵一点也不像个要走仕途的人。上任三台前，他最大的愿望是增加体重、偿还账务、拥有一所简单适用的宅子。一个月花了200块钱出去应酬、“随随便便买了些糖果”这种小事，他也要在日记中反省几笔。

　　有一次，他负责招3000名工人，郑家的人却一个也不用，得罪了亲戚。“我们怎么了，我们比别人差吗？”“我不能开这个先例。”他说。

　　周围亲友并不赞同他赴任三台，因为郑献徵一直患有肠胃炎，去那么偏僻的地方身体可能吃不消。他的回答是：“事关抗战大业，我应该以身许国，努力抗战救国工作，如果旧疾加重，只要不是不能思考，就一定努力到底，不计较成败，只剩一兵一卒，也要奋斗到底。”

　　接到任命的第八天，郑献徵就动身上路了。对于三台的发展，这位年轻的官员已经有了初步规划。“要劝人民多种粮食，万众一心，自救救国。”在日记中写完这句话，他还用钢笔在下面画了一道波浪线。

　　可问题是，想多种粮食，水从哪里来？

　　那时的三台刚刚经历了连续两年大旱，农作物干枯，小麦收获仅两成，百姓抬着“大佛寺里的老爷”在街上敲锣打鼓求雨。有人逃荒到外乡，剩下的只能高价向邻县购买黄谷，熬汤充饥。

　　三台县毗邻嘉陵江的支流涪江，但没有堰渠，水流不到田里。近两百年间，当地人多次尝试修堰，最终大多以失败告终。

　　清朝乾隆年间，三台县民陈所伦创修了一段堰渠，灌溉数年后便荒废。50年后，他的六儿子陈文韬继承父志，历经10年，凿石沟600丈，修成一段堰渠，但仅仅3年就因为“涪江西徙”废弃。后来，三台的地方官多次向上级请求修复堰渠，但大多因为工程太艰难不了了之。

　　1903年，三台“冬干夏旱，连续成灾”，一些地方乡绅再次力主修堰。传说当时慈禧太后见到奏折，也动了恻隐之心，当场脱下手上的金镯子说：“没钱拿去卖了修堰吧！”这段堰渠因此又被称作“金镯堰”。

　　当时七八千人参与施工，完成上游22公里的堰渠，但剩下的工程因为地势复杂，加上农民负担重无法偿还皇款，没有完成。下游的三个乡常年无水，一到农忙，甚至会因为争水发生血案。

　　兴修水利，是郑献徵在三台颁布的施政纲领中的第一项内容。上任第二天，天一亮，他骑着马，带部下到乡里查看旱情。

　　刚出县府大门，一个中年男人拦住他的马。

　　这个46岁的男人叫霍新吾，三台本地人，曾担任29军测绘局局长。三台第一张精准的地图，就是他负责绘制完成的。霍新吾并不是水利专家，但他一次次去都江堰考察，做笔记、画图，希望从中找到家乡治水的办法。

　　凭着自己摸索，霍新吾绘制出一份三台水利工程的报告，可上交到县政府，半年过去也没回音。当时的县长慢悠悠地抽着水烟，跟他倒了半天苦水，最后说了句：“要不，这个县长你来当。”

　　现在，三台来了新县长，霍新吾带上图纸，打算再试一次。

　　“老兄，你来得太及时了。”郑献徵听他说完，大笑起来。当天晚上，他和霍新吾连夜给省里写了份报告。

　　如果这个堰修不成功，我就只有自杀，否则无颜见江东父老

　　和郑献徵告别不到一个星期，老部下的急件就寄来了，四川省建设厅厅长、水利局局长何北衡以为出了什么大事。

　　在信中，郑献徵呼吁尽快兴修水利，解决农民用水，并附上霍新吾的测绘图和报告。何北衡看完，马上召集水利专家，开会研究三台治水方案。他鼓励在场的各位，三台也许是“我们第一个农村水利工程方案”。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四川北部一个小小的水利工程获得了空前的关注。张澜、卢作孚等人出面提供帮助，四川省主席刘湘亲自去重庆公关。留美博士曹瑞芝等人到三台勘探，时年27岁、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黄万里任总工程师。他把家也搬到三台，在工地旁搭了间茅草房，住了3年。

　　霍新吾家的宅子成了这些人的中转站，光吃饭的锅，一年就铲破4口。70多年后，年过九旬的黄万里夫人丁玉隽坐在北京家中的轮椅上，仍记得当年的情景。“霍新吾，记得，他们家的菜烧得好吃，门口那棵黄桷树好大、好香，我总爱摘几朵戴在身上，要香一天。”说起这些往事，她高兴得午饭都多吃了几口。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修堰。住在“金镯堰”附近的村民担心，下游修堰要从他们那里引水，动了龙脉怎么办。另一些人议论，修堰的钱最后还不是要转嫁到老百姓头上，越修越穷。附近的百姓拿着铁锹、棍棒，守在老渠旁边，不让工人靠近。

　　郑献徵亲自出面召集各乡代表，在三台县的金存寺里召开协调会议。他说：“我用乌纱帽担保，明年春耕前完工，不耽误农时，修堰的费用老堰的人不用出一分钱。全中国人民是一家，修堰就是让大家吃上白米饭，支援前线，打败日本鬼子。”

　　当着藏经楼里菩萨的面，他们杀鸡、滴血盟誓，郑献徵和村民们一齐在菩萨面前下跪，然后在协议上签字、按手印，最后饮尽杯中酒。

　　1938年的第一天，郑泽堰正式开工，近两万民工参与施工。没有洋铲，工人用竹篾编成簸箕，铲起土就跑；没有吊车，工人把一米多长的石条绑在竹竿上，在地上洒水减少摩擦力，拖着石条走。

　　郑献徵和霍新吾也经常穿着草鞋在工地上跑来跑去。当地人很少见过这种“下乡”，一位年过八旬的村民至今想起来，都忍不住笑出声：“郑县长穿草鞋，哈哈哈……”

　　为了缩短工期，昼夜不停工。晚上，每隔一丈远就点着一盏煤气灯照明，邻县的煤气灯都被买来了。村民李心发记得，每到晚上给煤气灯打气时，村里的孩子都跑过来看热闹。晚上6点，沿岸十数里灯火全部点燃，远远望去就像满天的星星。“那景色美啊！”他张大嘴、仰着头回忆说。

　　想让下游的人吃上水，必须劈山凿洞，还要在两山间架桥，才能让涪江的水流到百姓的家门口和田地间。为此，黄万里设计了一座50米高的桥，桥上的石渡槽里是流水，两边各留一米宽的通道供村民行走。工程竣工时，附近的村民要给它取名“万里桥”。黄万里的父亲黄炎培听说后坚决反对，认为年轻人承受不了这么大的荣誉，后来这座桥以附近的村名命名为“高家桥”。

　　高家桥的修建过程并不顺利。由于沟底全是烂泥，无法打地基，施工总负责人霍新吾差点在这里送命。当时，他不顾下属劝阻，脱掉衣服，绑上绳子下坑底探查，结果半个身子一下陷了进去。被人拉上来后，已经全身发青。

　　郑泽堰开工后，霍新吾每天在工地上跑，已经“衣服挂烂，鞋底磨穿，胡子巴茬”，假期儿子回家也都顾不上管。他曾立下重誓：“如果这个堰修不成功，我就只有自杀，否则无颜见江东父老。”如今，工程进度耽误了，他躺在用门板搭的床上，急得吃不下东西。

　　病中第8天，伙夫端来一碗玉米干饭说：“霍总你好歹吃点，筷子我给你插在干饭上了。”霍新吾盯着饭碗看了一会儿，突然穿鞋朝外面喊：“有了有了，快叫滑竿，去县府！”

　　插在饭碗中的筷子让霍新吾获得灵感，他想到可以用当地产的青杠树打桩，木头在水里越泡越硬，几十年都不会腐烂。果然，之后几十年中，三台经历了数次地震，高家桥都完好无损。

　　可当2007年郑碧贤再次回三台，在乡间找到这座被黄万里形容为“彩虹”的石桥时，它已经“差不多快荒废了”。

　　你给我们家老汉平反了，我们这一家人背黑锅背了好多代哦

　　历时14个月，堰渠终于完工，向上连通“金镯堰”，向下让清朝末年没有完成的工程得以延续。灌溉区的旱地改成了水田，粮食逐渐增产。由此，三台有了更多粮食和人力支援前线。这里后来还成为“学生志愿远征军”的发祥地。

　　这项工程共耗银50.6万元，其中贷款资金47万，剩下的部分，是郑献徵变卖老家房产凑齐的4万银元。郑献徵从没跟子女讲过这件事，他的日记里也没有任何记录，郑碧贤还是从三台乡亲那里才知晓。

　　为感念郑县长，堰渠竣工时，当地村民代表给它取名“郑泽堰”。

　　郑泽堰在设计之初，进水口就有两道鱼嘴，可以把涪江的水分流，既起到灌溉的作用，同时也能防洪。但由于资金问题，当时只在进水口修了一个简单的防洪闸。1940年5月，郑献徵突然接到调令，要立即到成都报到。临行前，他对霍新吾等人说，堰虽然修完了，但进水口没有第一道防洪闸，涪江洪水暴发，两岸的冲刷和渠道的淤积一定很严重，请向下一届政府提出建议，有条件的情况下争取资金，建成第一道防洪闸。

　　可70年后，这道防洪闸还是没有建成。

　　1951年，金镯堰与郑泽堰两堰合并，更名永和堰。次年春天，因为家中田地房舍多，霍新吾成为“三反五反”对象，被关进一座藏经楼楼梯后昏暗的隔间里，最后自杀。他结束生命的地方，就是当年为修堰，郑献徵和各乡代表歃血盟誓的金存寺。

　　2008年，郑碧贤在三台的乡下找到了霍新吾的儿子霍连科。老人已经年过九旬，牙都掉光了。见面那天，他穿了身黑色西装，打了条深蓝色花纹的领带。郑碧贤带着自己编写的介绍郑泽堰历史的小册子送给霍连科，里面有一篇文章专门讲他的父亲为了修建郑泽堰，如何跳进高家桥的泥潭里。

　　霍连科扔掉拐杖，走上前抱住她，“碧贤啊，你给我们家老汉平反了，我们这一家人背黑锅背了好多代哦！”说完便大哭起来。

　　霍连科说，他有一次在成都的街头遇到刑满释放的郑县长，但是因为害怕，不敢上前相认。至今在茶馆里聊天提起往事，霍连科还会紧张地四处张望一下，然后压低声音。

　　郑碧贤向他打听高家桥的设计者。“黄万里嘛！”霍连科说。此时，黄万里也已经去世7年了。

　　黄万里的儿子曾到三台看望霍连科，两家人一起照了相。霍连科拿到照片后摇着头说：“没有碧贤不行。”他翻出第一次和郑碧贤见面时的合影，找人把郑碧贤抠下来，PS到照片上。这张照片他一直挂在床头，直至去世。

　　“还挺像。”郑碧贤在书柜里找出这张照片，盯着看了一会儿，笑了。三个曾因郑泽堰联系在一起的家庭，现在只能以这种方式相聚。

　　我老爹不是在日记里讲了吗，立志必为之事就一定要去做

　　郑献徵的预言在70年后一一应验了。

　　2006年郑碧贤走访三台时，水管所老所长李永双指着进水口告诉她，这些年，只要涪江一涨水，农民就遭灾，尤其是1998年那场大洪水，十几万亩的土地几乎全淹了。

　　“当时我们向银行贷款，向职工借钱来维修，退休金只能发一半，一到过年，我们就四处躲债，一下雨，全所员工全部出动扛着铁锹去修修补补，雨水一大又把它冲垮，难为我们这些水利人呀。”李永双带着浓重的三台口音说，他的眼睛有点湿。现场的气氛变得有些尴尬，陪同郑碧贤前来的领导背着手，站得远远的。

　　趁着人少，李永双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我们有些事情向你反映”，他紧握住郑碧贤的手。回到宾馆，郑碧贤发现信封里有3页老式红条纹的信纸，字很工整，写的全是洪水带来的灾难。

　　两天前，李永双听说郑县长的女儿从法国回来了，要参观郑泽堰，他和几位老农商量，要把“状纸”递上去。这让郑碧贤觉得有点沉重，她找到了日记中失落的部分，但又看到了郑泽堰几十年后遇到的新问题。

　　第二次回四川，郑碧贤直接去成都找四川省水利厅反映情况。领导姗姗来迟，喝了口茶，慢悠悠地对她说：“我们四川这样的小河沟多啦，我们管得过来吗？我们管大不管小，如果它是都江堰，要多少钱都行。”

　　“它不是小河沟！它养育了20万人，十几万亩土地，它有250年的历史！进水口急需防洪闸！”郑碧贤急了，拍着桌子大声说。

　　她决定自己想办法修防洪闸。周围的亲戚朋友都反对，“这是政府的事，你管它干什么，和你有什么关系？”“你父亲是个国民党，不找你麻烦就不错，还搞什么女承父业？”“你在国外待的时间太长，对国内情况根本不了解。”

　　“我也反问自己，这个事情到底值不值得做，应不应该做，要不要去努力？”郑碧贤说，“但我老爹不是在日记里讲了吗，立志必为之事就一定要去做。”

　　2007年，郑碧贤邀请朋友舒乙到三台县实地勘查。之后，舒乙写了份全国政协提案，呼吁保护郑泽堰。可提案到达省里4个月也没动静，负责的领导告诉郑碧贤，我们很重视，但是没有钱。

　　郑碧贤又去找香港的张学良基金会。东北大学在三台办学8年，在经济条件并不乐观的情况下，决定接收东北大学的，正是时任县长郑献徵。

　　听完郑碧贤的故事，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表示感动。晚上，他请郑碧贤吃了顿大餐，然后没下文了。

　　郑碧贤又去沈阳，找东北大学支援。接待她的人说，自己不太了解那段历史。

　　两年间，郑碧贤找了“所有可以找的人”。后来，别人再冲她伸大拇指，说“你太棒了”这种客套话时，她直起鸡皮疙瘩，“不要再说这种话了，这种话让我伤心”。

　　住在养老院里的霍连科得知了她的难处。“碧贤，我倒是想帮助你，可我没得钱拿出来。他们，怎么敢这样对你哦？”他气愤地说。

　　一个偶然的机会，郑碧贤得知，水利部部长陈雷也是东北大学的校友。她托人发了条短信，没敢直接提资金的事，只是说要反映一些情况。2009年2月的一天晚上，正在北京的她接到通知，明天早上可以见部长，有20分钟时间。

　　第二天，在办公室里听完郑碧贤的介绍，陈雷让秘书把计财司和农田水利司的司长请来，一起听听，商量“钱从哪来”。郑碧贤当时并没抱太大期望，两年多来，类似的场面她已经见过太多次。

　　可她没想到，从水利部回到住处，还没来得及坐下，秘书的电话就打过来了：“部长批示下来了。”

　　一个月后，四川省派了水利专家赴三台实地查看郑泽堰的情况。其中一位专家有些吃惊地说：“这么大呀，我原来以为是条小河沟呢。”

　　他坐下，说了句“这是我爸爸盼了几十年的啊”，眼泪就流了出来

　　资金的问题终于解决了，当地领导对郑碧贤表示感谢，“感觉这个事就可以画句号了”。可古稀之年的她厚着脸皮“赖”在工地上3个月，穿着运动鞋天天踩鹅卵石走来走去。她担心争取来的资金用不到地方，工程质量会出现问题。

　　“我其实什么都不懂，但他们以为我父亲是搞水利的，这个可能会继承，所以我也懂。”郑碧贤大笑起来，“其实我只是问问这个水泥什么号，解决一下工程队和政府之间的矛盾。”

　　这个没名分的“监工”，要处理的问题其实不少。农民围了施工队的吊车，她要管；有人想拿回扣，她要管；包工头不专心施工，她也要管。

　　好几次，郑碧贤觉得自己快撑不下去了。她只能不断在脑子里想象父亲修堰时的画面。

　　2010年3月26日，防洪闸一期工程完工。那天，霍连科也来了。他又穿上那件黑色西服，打着蓝色领带，拄着拐杖的手一直在抖。附近的村民搬来一把椅子，他坐下，说了句“这是我爸爸盼了几十年的啊”，眼泪就流了出来。霍连科的儿子站在他身后，轻轻拍着父亲的肩膀。

　　重修郑泽堰的工程竣工后，进水口拥有了前后3道防洪闸。当年夏天，洪水来了。住在河堤边的农民后来告诉郑碧贤，突然就看见涪江上掀起几丈高的黄浪，“好吓人哦！跑都来不及，我们一大家子人，有牲口有地，咋个跑？幸好新修的闸门管了用，就差50公分洪水就漫过堤坝了。”

　　2013年夏天，又一场洪水过后，郑碧贤的手机都快被打爆了，“水都漫到家门口了，感谢你啊郑大姐，不然我们哭都没地方哭去！”

　　他尽到一个县长、一个中国人的责任，这样一个人应该让大家知道

　　2012年，郑碧贤根据父亲的日记，父亲工作单位的档案资料，以及一百多位老人的访谈记录，撰写了《郑泽堰——民国县长郑献徵传奇》的书稿。“尘封在他日记里的，是一个迥然不同的时代，一个可以追求理想、遵循道德的时代。”郑碧贤说。她打捞出来的，不仅仅是父亲的故事，还有霍新吾、黄万里等一代人遥远的背影。

　　三联书店的编辑罗少强收到稿件后，当天下午就在电子邮件里给领导回了4个字：“赔钱也出。”

　　“现在有些官员，别说掏钱给大家做事，不把大家的东西化公为私就算好的了，工程质量问题也很普遍。但当时那些人，恨不得修个永远造福人类的工程。在重要的历史关头，艰难的抗战时期，他尽到一个县长、一个中国人的责任。这样一个人应该让大家知道。”罗少强说。

　　填写选题申报表时，罗少强注意到，国家刚刚拨了一大笔钱要进行农田水利建设。“我希望这本书能让一些人得到启发，受到良心触动，把这些工程修得好一点。”

　　郑泽堰旁边的崖壁上，曾刻有称颂郑献徵的碑文，但“文革”时期，被红卫兵铲平了。如今，郑碧贤在高家桥对面，建造了十米高的郑泽堰纪念碑，上面的碑文由媒体人卢跃刚撰写。

　　“我去三台一看，完全被吓住了。”卢跃刚说，“郑泽堰完全继承了两千多年前都江堰的治水思想和哲学。”他在碑文中这样写道：“李氏父子，陈氏父子，郑氏父女，古今蜀中治水，血脉相承……治水者治国，修堰者修德。”

　　郑碧贤还打算为黄万里、霍新吾以及当年修建郑泽堰的民工塑像、立碑。但是，霍新吾并没有留下一张照片，留在村民记忆中的他，只有“鼻子很大，人胖胖的”这么一点痕迹。

　　如今，外乡来三台打工的老唐，也知道了郑泽堰的故事。在高家桥旁边的工地上，听说记者想找当地的老人聊聊郑泽堰，他小声嘟囔了一句：“我也能讲。”

　　“这个桥叫高家桥，有70多年历史了，下面灌溉好几个乡镇呢。”他指着不远处整修过的高家桥说，“这就是郑县长，郑大姐的父亲修的嘛……叫郑、郑啥子来着？”

　　他突然卡壳了，求助似地扭头望向身边的当地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