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士将日军地图裁订成工作日记 存手抄版"大蒜歌"

蒋亦衡人生的最后一笔抚恤金交了党费。

陶木根在北京买给女儿的手绢。

　　“烈士”是什么？是清明节学校组织的一次献花。“老革命”是什么？是述说的当年勇。也许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对这两个词的理解就停留在这样的表象中。清明又到，记者拜访几个革命家庭，从革命先烈的遗物中看看那个时代，还留有怎样的印记。

　　日军地图裁订成工作日记

　　今年清明，九峰山革命烈士陵园开展了“忆先辈、话清廉”的征文活动。不久，武昌的任文胜先生寄来文章，提到其父任寿昌曾将缴获的日军军用地图裁成册子，当日记本使用。

　　昨天，记者在任文胜家中见到了这个特殊的日记本：A5纸的大小，一共68页，页页泛黄。封首写着“任寿昌，1949年6月6日订”几个字，顶部露出两个订书钉。

　　翻开日记本，每一张纸正面都是印刷的军事标高地图，有“中华民国十年一月测绘”和 “昭和十三年七月复制”的标识，地名多为“杏野村”、“沟北村”之类，只知道是在山西或陕西境内。反面密密麻麻写满了蓝色和黑色的钢笔字，少数字用的是繁体，是任寿昌1949年至1951年间的亲笔日记。

　　日记的内容很“严肃”。除了手抄的《毛主席调》、《中苏友好万岁》几首歌曲外，都是工作要务。如《警备工厂应该注意的问题》、《南进的准备工作》，条分缕析地分析为什么，怎么了，怎样办的问题。稍显“另类”的内容，只有两篇生活常识，一是《大蒜歌》，一是《治牲口打背》。

　　“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工作高于一切，没有任何享乐。通过烂笔头的‘死记’方式，确保工作的准确性。”任文胜说，父亲热衷于学习，一生写了二十几本日记。日记中提到的“要诚恳、谦虚、和蔼、礼节周到，反对任何骄傲自大”是他的人生格言，也是任家的家训。

　　日历花手绢印证“铁血柔情”

　　这是一条绣满鲜花的手绢，正中央印着1958年的日历，是那个时代手绢的流行款式。日历上染着斑斑血迹，8月21日被蓝色的线条圈了出来。这条手绢被今年65岁的陶继烈女士珍藏了50年，这是父亲送给她的最后一件礼物。

　　陶继烈的父亲陶木根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1929年出生于新洲汪集，是首批援朝的志愿军，1958年8月21日抗洪时牺牲。手帕是陶木根从朝鲜回国途经北京时，特意买给陶继烈的。一家人聚少离多，父亲去世6年后，陶继烈才亲眼见到这条手绢。

　　“我的记忆里，和父亲的相处只有他从朝鲜回来后的一周时间。”7岁的陶继烈，见到带着伤疤的父亲，总以为他是坏人，晚上害怕一个人睡觉也不敢吭声，“我永远记得他把我搂进怀里，故意扒开肩头子弹留下的伤疤讲故事的情景。”

　　第二天下雨，十分寒冷，陶继烈不愿意去上学，竟然被父亲拎起来打了一顿，怒斥她“这么小就落后”。怕落后是那个时代的人的典型心理。即使是家里的独生女，陶继烈也被“逼”着每天早起练单杠锻炼身体，之后的岁月里，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从来不敢懈怠，生怕戴上“落后”的帽子。

　　这样一个严父，却记得给女儿买一块她喜欢的鲜花手绢，每次想起陶继烈都潸然泪下。父亲去世6年后，陶继烈亲手拿到手绢，立即珍藏了起来，直到1990年，陶继烈的母亲患肺癌晚期，挂念丈夫，睹物思人的时候，用来擦了咳出的鲜血。

　　6757.2元的党费收据

　　对于王利玲来说，母亲临终将最后的工资全部交纳党费，是必然的事，“她和父亲一辈子都在为党做事，把自己和家庭都投入到了党的事业中。”

　　1948年，王利玲出生在河北衡水的一个农村。出生不久，双亲就要随刘邓大军南下，父母竟“狠心”地将她留在了衡水农村，喝着村里一位孩子刚夭折的妇女的奶水长大。6年后，王利玲才被接回父母身边。

　　“我那时常常觉得这不是我的亲妈。”从幼儿园到小学，王利玲都是读的寄宿制学校。和同学不同，每到周末，她并没有要回家的欣喜。因此，家庭观念十分淡薄，和父母一样，更看重工作，“事业心”很重。

　　1997年，王利玲的母亲病重，立下四条遗嘱：死后不开追悼会，不办遗体告别仪式，火化后骨灰撒入山东济南市的大明湖；火化前可将遗体送到武汉同济医院做解剖研究之用；谢绝送花圈祭奠；最后一笔工资上缴中央组织部，作为最后一次党费。

　　1999年2月6日，王母逝世，她的一次性抚恤金和最后一个月工资6757.2元全部缴纳了党费，中共中央组织部特意给她开了这份党费收据，“在老一辈眼中，我是小我，我家是小家，小我和小家的牺牲再正常不过，为大我和大家奉献，是他们乐意并且热衷的事情，这恰恰是现在最缺乏的精神。”

　　文图/记者朱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