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阿来谈《瞻对》：用做学术的方式进行写作

　　昨日，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阿来携最新力作《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做客深圳中心书城，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瞻对》一书是阿来在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之后的一部非虚构文学，在去年捧得了“2013年度人民文学奖非虚构作品大奖”，该书以瞻对两百余年的历史为载体，对一个号称“铁疙瘩”的部落进行历史钩沉，讲述了一段独特而神秘的藏地传奇。

　　在采访中，阿来讲述了这部作品历时两年多的创作过程以及理念，在他看来，这部作品更想唤起的是读者对于民族文化的思考和关注，“这本书只是希望把这些问题展现出来，只有大家关注了，才有可能得到答案。”

　　创作《瞻对》是出于“现实刺激”

　　记者：与您为人熟知的小说创作不同，《瞻对》是一部非虚构作品，写的是土司部落“瞻对”两百余年的地方史，是什么触发您的这一创作呢？

　　阿来：是现实刺激。比起经济的高速发展，我们看到今天中国社会的凝聚力却并没有随之而增加。在上世纪80年代，那时候国家有很多困难，大家认为只要发展经济，就能解决很多问题。随着经济发展，确实解决了很多困难，但也产生了很多不同类型的社会问题。其实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多年来我们更看重经济，但对于文化的重视不够。很多政治问题，其实是文化问题。

　　记者：创作这部非虚构作品，与以往的虚构作品在写作中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呢？

　　阿来：对于写作者来讲，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我都是通过材料来进行不同的表达。包括《尘埃落定》也来自于真实的材料，只是这个材料经过想象力对它的调整，进行了重新的组织。当一个人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可能会特别重视一个文本的外在形式，包括语言到想象，尤其是我写《尘埃落定》的时候才34岁，年轻人可能会有炫技的成分，像西方交响乐中一定有一个华彩乐章，会让演奏者能够有技艺上的展现，赢得掌声。这种东西无疑能够吸引读者的关注。但慢慢的，经历一个炫技的阶段之后，可能会注重一种更质朴、更深远的、更有力量的一种风格，就会给写作带来一些改变。

　　现在写作有两种方向。有一种是通过写作取得成功，挣到很多钱。从《尘埃落定》之后，如果考虑个人的成功，可能就可以往商业化的路上去走。但我个人的想法，就像很多在上世纪80年代受到启蒙的人一样，商业化的成功不是首先要考量的问题，作为一个作家，我首先要考虑到在艺术上的提升，这种提升跟市场能不能契合，不是我要考虑的。古代有文以载道的说法，中国乃至世界上的好作家肯定没有人愿意牺牲对于现实的、人生的关注和关怀。

　　文学的方式总是以小见大

　　记者：在您对“瞻对”历史的挖掘中，对于您的出发点、即对于民族文化问题的思考有没有什么收获呢？

　　阿来：如果用一两句话说我们得到一个什么结论，这是危险的。如果只是有个结论，提炼一个口号，那就不需要写一本书了。我认为文化认同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里面必然会包含一些剧烈的冲突，就看我们怎么去应对，这里面需要政治智慧、需要经济眼光、需要考虑各种民生问题。我只是希望把这些问题展现出来，让大家意识到它的严重性和复杂性，但是这个一定得大家去读它。这本书并不提供解决方案，只是希望让大家去关注，大家去关注之后，可能才有答案。

　　现在大家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有一些刻板的印象，很容易将这些地区给标签化、浪漫化了，这种浪漫可以将当地面临的冲突掩盖起来。大家把这些地区当做是一个度假的地方，去那里寻找自己心目中的乌托邦。我写这本书就是想打破这种刻板的印象，将这些地区的原来面目呈现出来。并不因为我自己是藏族人，就对于藏区题材特别专注，而是我认为这个群体是很少人关注到，但它是有必要去关注的。作为知识分子，应当超脱于自己的家乡，去投入对现实的关注。

　　记者：那么其实这本书写的是瞻对，但反映的不仅仅是这个地区？

　　阿来：是，文学的方式总是以小见大，从个别出发来处理普遍性的问题。文化学者萨义德说过，文化就是要有一种能力把个别的危机普遍化，就是说，不要把孤立的事件就看成孤立的事件，它可能是整个人类命运或者整个社会方面的普遍象征和反映。菲茨杰拉德也说过，当我们写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可能写出了普遍的一个类型的人，但如果我们特别高屋建瓴地想写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可能写不出来。我是觉得瞻对是一个小的样板，但其中可以看到世界普遍的文化冲突的问题。

　　用做学术的方式进行写作

　　记者：在这部书的写作中，您是查阅了许多史料，可以说是用做学术的方式来写这本书？

　　阿来：翻阅文献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不同时期的史料还需要互相的对看，怎么运用这些知识系统，也是一个特别美妙的学习过程。案头工作长了以后有时很累，我又驱车上高原，到故事发生的地方去走一走，对故事发生的空间有一个直观的印象。同时，民间对这些故事也还有记忆和传说，有时这些记忆和传说与官方的档案会有差异。但有意思的是，官方的记录是不会变的，但民间的故事从当时到现在会有很大的变化，每个讲故事的人都在修改这个故事，其实是个活的、不断被修改的故事样本。如果有学术兴趣，可以从中做很多研究，可以用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去研究它。而他们修改的手段，一直是让故事更吸引人，这种修改的方法对于写小说的人而言也是非常有启发的。

　　我不愿意把我做的工作成果都归结于这本书，这本书完了工作就结束了。我希望这本书只是我工作的一个成果，我希望我工作的方法、训练或者没用上的知识，对我将来的创作还产生作用。记者 韩文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