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燕写上海故事不只说好话:我是上海的移民(图)

和平饭店屋顶 陈丹燕摄于2010年

和平饭店大堂 陈丹燕摄于2006年

　　选择陈丹燕作为“外滩/人物”的第一位亮相者，是一种期待。

　　浓缩着历史与时尚风情的外滩，充满着悠远的人文气息，首次出场的人物该有足够的人文味道。陈丹燕，正合适。

　　得知记者看完了出版社发过来的6本要再版的书稿，她连说了两句：“那太好了，太好了。我就怕采访的时候，问一些傻问题。 ”

　　3月中旬的一天，相约10点，心情明媚。温柔的阳光，折射在咖啡室的水幕玻璃上。陈丹燕身着墨绿色毛衣、咖啡色长靴，披着一头中长卷发，素颜出现在我们眼前，微笑点头。

　　选择陈丹燕作为 “外滩/人物”的第一位亮相者，是一种期待。

　　浓缩着历史与时尚风情的外滩，充满着悠远的人文气息，首次出场的人物该有足够的人文味道。陈丹燕，正合适。

　　邮件表达了我们决定推出“外滩/人物”版面，想请丹燕老师作为第一个采访对象的想法。丹燕老师欣然应允，并请我们直接电话联系她。

　　静静听完叙述，电话那端传来低缓的女声：“可以呀，没有问题……”陈丹燕还详细询问了采访意图，计算大约要安排的采访时长。但又抱歉地告诉我们，因手头正在准备一个展览，采访需推迟几天(后来就安排在了她动身赴法参加巴黎书展的前夕)。她还建议我们，采访之前可以先看看她的书，一并告之上海文艺出版社陈蕾老师的电话，“这样到时聊起来可能更好”。

　　未谋面，知性而细致的一面，已流淌出来。

　　陈丹燕是太过低调了，她的书我们其实是熟知的，但后来从陈蕾老师那儿了解到，她写的六本关于上海的书——《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红颜遗事》、《上海的金枝玉叶》、《公家花园》、《外滩：影像与传奇》、《成为和平饭店》都要再版，市场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采访地点是丹燕老师定的，那家的咖啡她很熟。落座后，她直接对服务员说：“一杯Latte(拿铁)，一杯白水。 ”在随后的寒暄里得知，她家就在附近。

　　咖啡和白水端上，陈丹燕熟练地在糖盒里找到一包黄色赤砂糖包，倒入咖啡，也不急着喝，拿起小勺，轻轻搅拌着上层的奶泡。大概对奶与糖的喜爱，是女文青们的标配。但现实中的她，把什么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并没有女文青的懒散拖沓。

　　得知记者看完了出版社发过来的6本要再版的书稿，她连说了两句：“那太好了，太好了。我就怕采访的时候，问一些傻问题。 ”

　　“我是上海的移民。 ”陈丹燕一边解释一边停顿，似乎是在思考，用怎样的词句才能更准确地表达她与这座城市的关联。

　　陈丹燕如今被认为是 “上海的代言人”。她写上海的系列书籍，是很多人了解上海的窗口，也成了诸多历史学者引用史料的好出处。然而很多人想不到的是，她并非上海人，而且出生在北京，4岁才移居上海。

　　小时候，因为父母的工作调动，一家人从京到沪。 “我是上海的移民。 ”陈丹燕一边解释一边停顿，似乎是在思考，用怎样的词句才能更准确地表达她与这座城市的关联。

　　“我只能说，自己了解一部分的上海。作家写作，总喜欢设定一个特别的地方。对我来说，上海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未必出生在这里才能说上海，只要住在这儿的人，都可以讲上海。 ”

　　陈丹燕笔下的名人轶事，许多发生在外滩。写上海，是离不开外滩的。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在相关写作开始之前，她对外滩并不熟悉。因为小时候家里就她一个女儿，母亲家教甚严，觉得外滩是谈恋爱的人才会去的地方，乖乖女不应该去。

　　“你要学琴、学毛笔字，学很多东西。你没有时间去外滩玩的。 ”说起幼年时的那段经历，陈丹燕模仿起母亲当年说她时的口吻，可以想见是有点严肃的。

　　如果留心回忆，确实，她的前三本书，写的都是衡山路风貌保护区里的故事，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外滩。那3本书卖得很好，却引起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响。一种人说：你写得真好，写出了上海。另一种人说：你写的根本不是上海。

　　为什么会这样呢？或许上海很大，不同的族群，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形成了彼此不同的感受。谈上海，也会谈出很多差异。 “这就是上海文化的多元，是它的有趣之处。 ”说到此，陈丹燕的语气中流露出对海派文化包容有加的赞赏。

　　“我和程乃珊不一样。程乃珊是不许旁人说上海坏话的，这是她的上海情结。而我更多地在观察这座城市，这和我的移民身份有关。 ”

　　作为移民，陈丹燕觉得自己一直对上海抱着谦虚学习的态度，比如，不会武断地说出“只有……才能代表阿拉上海”类似的语句。时间久了，她说她也会想，有没有一个地方是大家公认的上海？毫无疑问，那就是外滩。于是，她慢慢引发了写点有关外滩的故事。

　　“我想知道，上海究竟是什么样子。 ”

　　“有一次在家里伏案书写，提到从延安高架下来后，接下来是什么忽然不确定起来。既然不确定，瞎编下去没有任何意义，于是我立刻换双鞋子出门去看。 ”

　　2002年，外滩。

　　进进出出和平饭店的人或许会注意到，靠近滇池路的大堂咖啡吧里，经常会有一位女性，端着一杯咖啡，静静地坐在那里，遥望窗外的人来人往。

　　陈丹燕当时正在为和平饭店的写作搜集素材。

　　“当夜幕降下，在和平饭店三楼，你会看到外滩的路灯一盏盏亮起来，那是这条路最美的时刻。 ”如今的陈丹燕，对和平饭店如数家珍。为了写作，她不仅守在咖啡厅遥望，还断断续续在和平饭店住了一个多月。

　　她被和平饭店迷住了，入住的时候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半夜两三点爬起来，在这栋保护建筑里“游荡”。

　　“那种气氛和味道，只有晚上能够出来。”陈丹燕说。似乎在“逢魔时刻”，这栋被夜色笼罩的老楼，能与她的心灵直接对话。巡夜的饭店职员若认识她，会知道此时不宜打扰她的灵感，远远地对她微笑、点头，然后悄悄走开。

　　这种习惯，后来还吓到了别人。有一次，陈丹燕参加中英作家交流活动，对方提出让她带领团队参观和平饭店。她竟然与大家约在午夜12点碰头。第二天早上，一位中国男作家顶着熊猫眼向她抱怨说：“半夜逛完和平饭店，我回到房间就做噩梦，梦到了沙逊在对我说话，太可怕了。 ”

　　写作时的陈丹燕，追求的不仅仅是亲临其境的氛围。她对细节也“抠”到了锱铢必较的地步。“有一次在家里伏案书写，提到从延安高架下来后，接下来是什么忽然不确定起来。既然不确定，瞎编下去没有任何意义，于是我立刻换双鞋子出门去看。 ”

　　为了外滩的写作，她曾经采访过当地不少的老居民。 “老黄浦居民非常精明。 ”陈丹燕笑言，好多次敲开门，屋里的老人家总是警惕地认为，她是动迁组的探子，坚决不相信她是为写作来采访。

　　写作当中有任何疑问，她会随时随地去请教上海社科院历史所。“那些老师知无不言，成果都愿意无偿提供给我。没有大家的帮助，我是完不成的。”陈丹燕后来为外滩积累的素材、史料之多，已经远远超出了作家的范畴。乃至于有一回，上海知名历史专家熊月之直接对她说：“你的书是研究这一块的历史学者引用最多的。 ”

　　“然而作家和历史学家毕竟不同。 ”陈丹燕对这种赞美表现平静，“历史再现不是我要做的。 ”为了找到作家写作的感觉，她去找了很多细节，一开始书稿写了30万字，结果自己不满意，重新推翻。 《成为和平饭店》一书写了两遍后，陈丹燕把稿子交给了《收获》杂志，《收获》副主编觉得文章结构有点问题，问她还想不想改。“我当然想改。”陈丹燕的语气斩钉截铁。稿子为此搁置了整整一年。一年中，她对怎么修改结构始终毫无头绪。正逢此时，和平饭店来了一位新的总经理，听闻陈丹燕在写书，问她有何需要。她干脆提出，想在沙逊套房(原来的沙逊阁)住一晚。或许在那样真实的环境下，能够找到书里人物的感觉。

　　“那一晚太不容易了，我一整天没睡觉，就在沙逊套房拼命工作。 ”陈丹燕回忆，住在沙逊套房的效果与预期相反，她笔下的人物阿四的神秘感，忽然荡然无存。但神秘感的消散，反而让她找到了叙事结构。

　　第二稿又花时4个月，《收获》杂志等啊等，一直等不来她交稿。最后，杂志的发表时间与实体书出版时间只差一个月。该书在2012年上海书展上的样书全部售罄，被评为当年“上海书展畅销书第一名”。同年10月此书还获评华东地区优秀文艺图书一等奖。

　　一直是不紧不慢娓娓道来，但当谈及建声音博物馆的想法，丹燕老师的语调忽而变得急切起来。

　　与丹燕老师的访谈特别开心，远远超过了预设的时间，于是又加进了“共进午餐”这档节目。而整个访谈中，陈丹燕几乎没有变换过坐姿。仪态端庄，大概也是她追求完美的另一面吧。

　　2005年，为了给外滩的写作找材料，趁着去伦敦书展的契机，陈丹燕在大英图书馆泡了三周，结果只找到一封沙逊写给英国外交部门的信。内容大致是评估上海租界将很难存在下去。除此一无所获。后来还打听到沙逊家族有一个分支在英国，但接触后发现，这一支并没有见过上海人所熟知的维克多·沙逊。

　　就在她毫无头绪的时候，大英图书馆中国部主任约她在员工食堂吃饭。闲聊时，对方出了个主意：“我建议你去美国找。 ”陈丹燕被点醒了。因为当时在上海的传教士都是美国来的，而教会有定期汇报记录的习惯。这一下子打开了陈丹燕的思路。她为此要到了一年去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机会。

　　在美国，陈丹燕为几所大学的历史系学生做讲座，业余时间全部扑在找材料上。后来的 《影像与传奇》一书，原型就是她在美国做讲座时的章节提纲。全球400多所大学，借书是通用的。在各个大学的帮助下，陈丹燕终于找到了当时传教士的回忆录。有的材料写满了批注，有的材料30年来从未被人借阅过。

　　就在陈丹燕以为心愿即将圆满时，一次提问，给了她当头一棒。

　　一次讲课，一位美国学生问她：“你做上海的研究，但历史材料都是英文的，是外国人记录的，你觉得立场会不会有问题？ ”陈丹燕一愣，立即醒悟。

　　“这实在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提及此，陈丹燕的语气中带着感慨。外国人的视角记录当时的上海，必然与中国人自己的不同。 “我应该要有本土立场。 ”她甚至回忆起自己的父亲，当时办公室在外滩18号，原本房子里的家具就高出一般标准，但为了回避外国的风格，椅子的凳脚刻意雕成了竹子。父亲当时拿的工资远高于平均水平，这是组织上为了表明中国员工和外国员工身份对等，但父亲会把多余的工资都交党费。

　　这就是本土立场才会有的细节。陈丹燕至今依然认为，那个学生的提问，是她美国之行的最大收获。

　　2006年回国后，陈丹燕在目力所及所找到的中国人自己的材料和记录中，发现没有任何口述实录。

　　为了尽快留下中国人自己的记忆，陈丹燕萌发了一个想法——建一个外滩声音博物馆。她说，让相关的老人们回忆过往，讲述当年的故事。补全这段历史，也是补全中国人关于外滩长期缺少的本土视角。

　　一直是不紧不慢娓娓道来，但当谈及建声音博物馆的想法，丹燕老师的语调忽而变得急切起来。

　　“熟悉故宫的老人们已经过去一个多世纪，想保留影像记录，已经晚了。好在外滩的老人们还在。这件事情现在我们不做，将来再不可能。 ”陈丹燕换了一个姿势，身体微微前倾：“想象一下，来上海的游客，不仅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风景，还能在喝完咖啡后，听听外滩老人们的声音，听听这座城市曾经的本土记忆，多好啊。 ”

　　陈丹燕反复说，全世界对历史街区的保护都十分关注，我们需要告诉全世界，中国人自己的努力在哪里。

　　“我非常感动，仿佛我就是属于这个地方。 ”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的专家曾与陈丹燕开玩笑说，如果有“外滩学”这门科目，她至少能当上“外滩学硕士”头衔。

　　陈丹燕的家不在外滩，单位也在静安区，但上海开“两会”，她却属于黄浦区代表团。她对外滩的感情，以及黄浦对她的感情，都已足够深。

　　因为写和平饭店，陈丹燕在那里的知名度很高。曾经有一家杂志社要为陈丹燕拍照，请来拉脱维亚的大牌摄影师出马，地点就选在和平饭店。那天堵车十分严重，陈丹燕在路上就接到了和平饭店那边打来的电话：我们在大堂恭候您。走进饭店碰到职员，都会听到“欢迎回来”。一瞬间，她有了一种回家的感觉。

　　“我非常感动，仿佛我就是属于这个地方。”陈丹燕说，“其实外滩更多的是办公楼，没有人可以说自己属于外滩，但我却对这个地方有如此亲切的感情。 ”

　　陈丹燕说：“外滩是上海这座城市的心脏。正如巴黎圣母院之于法国，如果谁要把巴黎圣母院炸掉，大家都会跳起来。外滩也是。 ”

　　记得她在《成为和平饭店》一书末尾这样写道：“漫长的八年时间，最后一个句号，结束这本书。有人问我，你是如何庆祝这个时刻的？我回想那个时刻，最后一个句号以后，心中是一片茫然：不能相信自己从此不需要为它工作了。 ”

　　作家福克纳，一直致力于描述他在美国南部乡村的老家。这种近乎执拗的地点写作，让福克纳成就了一个文学史上的经典比喻：在那邮票般大小的故乡。

　　而对陈丹燕来说，那张邮票，是外滩，是上海。

　　记者 郑红 龚丹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