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伏羲曾制作四川古琴 司马相如诸葛亮琴学造诣高

　　在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时，唐中六最爱去听喻绍泽老师弹古琴。后来，他一边跟随喻老师的外孙曾成伟学琴，一边潜心于琴学研究。地域琴学的研究相对薄弱，唐中六的《巴蜀琴艺考略》一书，为川派琴学研究开了一个头。

　　处女作：熬锅肉熬得起卷卷

　　我这辈子和古琴有缘，但我的家庭和古琴没什么关系。父辈是巴山“背二哥”，我1936年出生在南江县一个山洼洼里，是七个兄弟姊妹中的老大。父母生活特别苦，但很希望娃娃有出息，再困难还是送我去读了书。在我们小场镇附近的文昌宫里，我念了几年私塾。

　　13岁时，家乡来了解放军，我爱跟解放军学这学那，好奇得很，也灵醒，照着他们的胡琴，找来家乡随处可得的竹筒，再从街上屠夫那里搞一块猪后腿皮蒙在竹筒上，装上柱子和两个把手(调弦柱)，搓两根一粗一细的麻绳作弦，就开始学起来。虽拉不出调子，但很开心。

　　1952年我参军，在部队上顿顿吃得饱，感觉真是解放了。走到重庆就听说朝鲜已经停战，我们被整编到了成都。我那时特别活跃，爱唱歌，唱家乡的放羊歌、割草歌、蒿秧歌之类民歌，参军第二年被选到宣传队，跳舞、唱歌、打快板，都要学。四川军区文工团有老师来教我们小提琴、手风琴。

　　后来我进了军区文工团，不久参加西南军区汇演，我有两个节目得奖。一个是我用四川花鼓词写的《我们的炊事班》，一句“熬锅肉熬得起卷卷”惹得满场欢笑。这是我的第一个创作，那年16岁。另一个是我们部队集体创作的《板车号子》，用成都民歌反映板车搬运工人的生活，非常有气魄。

　　1955年随部队到藏区，我在政治部工作。1958年复员，正好西南音乐专科学校(后更名为四川音乐学院)招生，我赶紧请部队政治处写了封介绍信，到重庆考试。两个月后收到入学通知书。进入音乐学院，是我一生很重要的转折点。

　　我凭小提琴考的音乐学院，进校后决定去作曲系学创作，先后创作了钢琴独奏曲《主题与变奏》《赋格曲》《船歌》《舞曲》、民族器乐曲《巴山春早》《羌寨风情》等作品。我进校后才开始学钢琴，只能夙兴夜寐，苦下工夫。毕业时很想去西藏，对西藏有感情，但学校把我留下了。

　　结缘古琴：边学琴边研究琴学

　　最早接触古琴，是在喻绍泽先生进四川音乐学院后。在学校念书时我就爱去听喻老师弹琴，后来和喻家同住学校宿舍怀园，听他弹琴的机会更多了。一听喻老师弹琴，心就静下来了。喻老师虽然名气大，但总是平易近人，很有修养。他一生伴随古琴，把琴心和人心、琴德和人德结合得很好。

　　1977年，我到成都市歌舞团(后来的市歌舞剧院)任团长。有一年去北京参加全国音代会和文代会，深深体会到民族音乐的重要，想在四川建民乐团，得到吕骥、李凌先生大力支持。经多方努力，成都民乐团1985年成立。1988年吕骥先生来成都调研，他建议西南地区应有自己的民乐团，应好好扶持古琴。我从那时开始注意古琴的研究。

　　做音乐我是科班出身，搞学术研究可真是个“草根”。看到当时古琴不景气，希望能做一些推动。读了些琴谱、琴书后，我萌生一个想法：用一本书梳理四川琴派，从琴史学的角度理清巴蜀古琴传承发展的脉络。

　　为了搜集巴蜀琴艺的文史资料，我遍访古巴地和古蜀地。古琴是文人的心爱之物，所以关于古琴的典籍文献特别多，除了历代琴谱，我查阅了上千部古代典籍和各朝史书、笔记小说。

　　喻老师对我影响很深，但我具体学琴，是跟喻老师的外孙曾成伟先生学的。曾老师对我非常好，背着琴骑自行车来我家给我上课，那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已开始古琴的调查研究了，一边学琴一边做琴学研究。除了文献整理，我花五年时间走访了60多位琴家。2005年，我决定把已有的研究呈现出来，这就是《巴蜀琴艺考略》这本书。

　　四川琴史：可以追溯到伏羲

　　四川古琴的历史很长，可以追溯到伏羲，《礼记》《琴操》《孝经》《尔雅》等都有关于伏羲制琴的记载，伏羲是古巴国阆中人。两汉、三国时四川出了不少琴家，司马相如、扬雄、诸葛亮等，琴学相当有造诣。巴蜀出土的大量琴俑，汉画像砖、摩崖造像、岩画上，有许多琴乐图。亲眼见过60多尊琴俑，得到过崖墓或石棺的琴乐舞拓片若干幅。云贵川是汉代琴俑最集中的地方，四川、重庆出土了近百尊东汉抚琴俑。我收藏的几尊汉琴俑，极为传神，有的弹琴手法和现代琴技一模一样，真是神奇。目前出土的汉代琴俑都是随葬品，琴在当时就和官员、士人有很深的关系，弹琴成为汉代巴蜀文人的某种身份标识。

　　唐代经济昌盛，大批文人游走巴蜀，咏诵巴蜀琴艺的诗歌层出不穷。流传到今天的琴器，最能直观说明当时巴蜀琴艺的高妙。《四川通志》记载：“琴最于蜀，制者数家，唯雷氏而已。”雷氏家族斫琴，延续十一代。我国今存唐琴不超过18床，其中雷琴就有七八床。

　　说到宋代琴艺，当然首推苏东坡了。苏氏父子记述琴艺的诗文很多，还有《杂书琴事》《乐城集》等琴艺专著，将宋代的琴意、琴境推到最高境界。明清时，琴艺活动的中心转向江浙。清朝大规模移民，使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和中原文化融合在一起了。

　　川派古琴一般认为是张孔山开宗立派，张孔山是咸丰、同治年间的江浙道人，他的师傅是浙江著名琴家冯彤云。《四川通志》记载，1851年张孔山游方到四川青城山中皇观，做了十年道士。光绪二年(1876年)他在四川编定《天闻阁琴谱》。大概光绪三十年(1904年)，他在江汉之间游历。此后不久有《天闻阁琴谱》新本问世，琴界称“《天闻阁琴谱》第二版”。

　　张孔山对《流水》“七十二滚拂”技法的再创造，对川派风格的形成及其他流派对川派的认同产生了很大影响。我发现成都叶介福家族、华阳顾玉成家族、新都魏智儒家族和什邡刘应琨家族，与张孔山的交往最为密切，这四个家族的琴艺传承也都将张孔山视为宗师。川地的自然山水、人文习俗是张孔山琴艺升华的背景，他和川中琴人及其他入川琴人所传琴曲，成为川派形成的基石。张孔山是其中的突出者，故尊称其为川派宗师。

　　和张孔山同时入川的江浙琴家不少，曹稚云、钱绶詹、冯彤云先后来到巴蜀。江浙琴人和川渝地区琴人，常在青城山、新繁龙藏寺和新都桂湖琴馆聚会。

　　清咸丰、同治年间，曹稚云、钱绶詹、冯彤云、张孔山等从江浙来，钟情四川琴艺，和本地琴人交流融合，使四川琴艺得到很大推动。1850年左右《百瓶斋琴谱》问世，1876年《天闻阁琴谱》问世，以“七十二滚拂”《流水》为代表的一批琴曲广为传播。外来琴家和巴蜀琴家经过融合，逐渐形成以张孔山、唐彝铭、叶介福、魏莫愚等为代表的琴人群体。

　　雅集：群贤毕至传承川派古琴

　　民国以来，古琴在巴蜀地区的传承相当繁盛。成都有三个大家常去的雅集场所：裴铁侠家“双雷斋”；东郊龙琴舫先生为主的一帮琴友圈；喻绍唐、喻绍泽家。清末民国到新中国成立，这三个活动中心为川派古琴的传承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上世纪90年代前，全国琴社只有十几家，1995年后发展到40多家。2011年，仅成都附近就有24家琴馆、琴社，弹琴人数3000左右。我们成都的几次“国际古琴交流会”，对古琴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我当年学琴用的第一张琴，是何明威先生斫的一张仲尼式，此琴音色清越松透，我常随身边，把它命名为“自爱”。开始学琴时认识了一些斫琴家，到各地考察时也遇到一些好琴，机缘到了我就请一张。中国当代斫琴名家的琴，应该说都有了。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张老琴是1987年收的，也不算很老，西安李明忠先生鉴定是康熙年间的。桐木做的，型制独特，既不是蕉叶式、落霞式，也不是连珠式，又仿佛有这几种琴式的影子。

　　古代不少琴人既能弹琴又能做研究，这种传统应该被继承下去。这几年关心古琴的人越来越多，四川成立了“川派古琴研究学会”，古琴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必须要有人来做学术研究，否则古琴文化就会萎缩。

　　全国琴艺的概述性和琴史类的著作已经很多，学者们应该在其他方面更深入地研究。研究地域琴学的人还是太少，中国那么多流派，每个流派都应该被特别关注。我那本《巴蜀琴艺考略》，算是为川派琴学研究开了一个头。现在手上有四本川派琴学的书正在做：《秋蝉鸣黄钟》是我读古琴的一些心得笔记和故事；《琴清英》是2011年非遗节琴学研讨会论文集；第三本是《川派古琴曲集》；第四本书《当代琴家书信集》，是很有史料价值的文献。

　　内容源自三联书店《蜀中琴人口述史》 唐中六/口述 杨晓、董雯雯/整理编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