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记录文明流变的诗意

　　关键词：电影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

　　导读：《乡村里的中国》所记录和展示的，注定不仅仅是一种静态的乡土生活的标本，而是一种生长着社会流动中各种枝蔓的复杂的可能性。导演焦波的幸运在于，他在杓峪村邂逅了一群有故事的人。

　　相较于现代意义上的时间，中国传统的四时与节气，似乎更加贴近内在于天地与生命内部的韵律，也因此更具有文化与哲学的情怀与意境。这种自然逻辑与社会节奏相亲相近而孕育出的刻度，内嵌于中国数千年的乡土文明，由此氤氲蔓延而成的，是一个由农民和土地构成的自足圆满的文化生态。

　　电影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正是沿着这样一种传统而古朴的逻辑进入山东淄博沂源县杓峪村的。然而这是一个不平凡的时代，以工业文明及后工业文明为主体的城市文明、消费文化，已经崛起并逐渐占据整个国家文明的主体，而俯仰生息于土地之上的原始的、倔强的诗意，正在被后起的强势文明挤压甚至消解。因此，《乡村里的中国》所记录和展示的，注定不仅仅是一种静态的乡土生活的标本，而是一种生长着社会流动中各种枝蔓的复杂的可能性。

　　导演焦波的幸运在于，他在杓峪村邂逅了一群有故事的人。

　　在这个只有167户人家的村庄，杜深忠是一个文化情怀和精神诉求始终高于土地情结的“边缘化”的人，他单薄的身体里蕴藏着中国古代文人骚客的闲情逸致，这使得他可以用全家糊口的生活费换一把心里思思念念的琵琶，也可以放下农民耕作的本分，去北京的鲁迅文学院进修。

　　磊磊是一个成长在单亲家庭的孩子，面对患有精神病的父亲，他本能地具有一种欲恨还爱的矛盾情感，而当他终于在分别19年后见到自己的母亲时，沉默中的抽泣宣泄了无数个黑夜积攒起来的埋怨、孤独和自怜。

　　张自恩是胸怀抱负的村干部，他希望在自己任上改变乡村落后贫困的面貌，于是他主动申请镇里为杓峪村安排驻村干部，主动约请开发商在村里开发旅游项目，但这些从山外请来的“开发”对乡村生活原有秩序的破坏，是强势的、不可逆的，这也让他自己处于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

　　纪录片里每个人物的命运轨迹，都在有意无意间说服观众，这哪里是一部纪录片，分明是一部叙事旖旎、用情婉转的故事片。而如果你愿意将信任交付于导演，愿意跟着他走得更深更远，便会心甘情愿地被他的影像引向另一个事实——最充沛的情感、最扣人心弦的故事，远远不是剧作家可以创作的，真正的艺术家是沿着时间流淌的生活本身，而你需要做的，只是敞开自己，走向她、亲近她、聆听她的呼吸。

　　但焦波的野心显然不止于此。《乡村里的中国》所钩沉的，远非几位农民的流俗生活，而是潜藏于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命旅程背后，一个时代遭遇的文明冲突。

　　在五光十色的物质文明、都市文明面前，土地上繁衍数千年的农民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向往。但精神的向往与具体的行动之间，横亘着堆积如山的不安、焦虑和惶恐。杓峪村里外出打工的人意外死亡了，他的去世撕掉了外出打工挣钱的暖色，让村里人体味到更真切的无奈和不安全感。而死者获赔的经济补偿，又引起了家人的纠纷，现实生活中的机遇与诱惑，轻而易举便攻克了温情脉脉的情感逻辑。

　　张家门下的两户人家，因为果园里的纠纷打了一架，警力和司法介入也没能妥善解决。几个月的纠缠里，村干部张自恩成了唯一的调解员。但矛盾再尖锐，怨恨再深刻，也敌不过宗亲社会的纲常伦理——大人的事不能影响孩子的前途，年根儿底下拜年随礼，再大的愁恨也拦不住。一笑泯恩仇，不是依托法律的利器，而在于给彼此一个心理和情感的台阶。

　　《乡村里的故事》中，各种逻辑之间的抗争、扭打与纠缠还有很多，而这种看似无奈、甚至残酷的现实，或许才是真正的生活的现实，也是观众更愿意承认和接受的现实。今天的中国农村正是这样一个集多重逻辑于一身的复合体，她在沿着国家城镇化规划的路径上朝向经济发展疾驰，她在努力融入现代社会倡导的法治、环保等先进概念。但在种种概念的包裹下，现实中的乡村，仍然对以土地为母体的乡土文明充满眷恋，这使得她在融入现代文明的过程中，本能地呈现出向往却又挣扎的扭捏姿态。

　　初春时节，将明未明的晨曦，带着一种生命轮回之间玄妙的撕扯感。这种撕扯感，也投射到中国农村今天面临的文明转型。从一个立春到下一个立春的拍摄，《乡村里的中国》本身就流淌着创作者超越于记录历史之外的文化诉求。这种诉求，就像贯穿纪录片始终的时令与节气一样，缀满了复杂而隽永的诗意。◎刘阳